章轲

　　在一群人看来，“它”不过是一个新的物种，但在另一群人看来，“它”是一个危害人类健康的魔鬼；在一群人看来，“它”是解决粮食危机、减缓气候变暖的良药，但在另一群人看来，“它”的背后存在着利益集团不可告人的灭绝人性的巨大阴谋。

　　无论是在科学领域，还是在政府决策、商业实践和公众参与领域，“它”都是引发各种观点激烈碰撞的“罪魁”。

　　“它”，就是转基因。

　　转基因优势“不可忽视”？

　　“目前在生命安全领域，无论是在国际还是在国内，很多问题还没有搞清楚。转基因技术是继续发展，还是有限制地发展，现在还是一个有争议的焦点和敏感问题。”环境保护部国家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王捷处长说。

　　4月28日至29日，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等单位在京举办了“生物安全国际论坛”。这已是自2003年以来召开的第四次“生物安全国际论坛”，会场上仍是争议不断。

　　用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薛达元的话说，两天的论坛，似乎只在一个方面达成了共识，那就是：转基因技术虽然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但它具有科学上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决定了转基因生物的商业化生产和规模应用具有一定的风险。转基因问题需要长期的跟踪研究和实践，才能最终得出一些相对比较科学、准确的认识。

　　最先“放炮”的是朱祯。他是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也是转基因技术和应用坚定的支持者。

　　朱祯主张大力推广转基因技术的一个最主要的理由就是中国的粮食问题。朱祯认为，要解决未来的吃饭问题，必须突破传统技术，采取新技术、新方法。而转基因技术为作物新品种培育提供了一个崭新的重要途径，有助于解决未来对粮食的需求。

　　“到2030年，我国人口将达到14.5亿，按照目前我国粮食产量的增长幅度，要满足未来的需求缺口很大。”他说，我国在杂交水稻育种领域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为粮食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近十年来我国水稻单产一直徘徊不前，亩产在430公斤左右，单靠传统育种已很难有大的突破。

　　朱祯以转基因棉花为例称，我国转基因抗虫棉业已实现产业化，2008年我国抗虫棉种植面积占棉花种植面积的72%，国产抗虫棉面积占其中的91%。1999年至2008年期间，我国抗虫棉累计推广了2.2亿亩，减少农药使用量80%以上，年节省农药4.5万吨，平均每亩增收节支220多元，总共经济效益高达400亿元人民币，远远高于同期我国对转基因研发的投资强度。

　　植保(中国)协会给记者提供的一份题为《转基因作物的环境效益与生物安全》的报告显示，自1996年至2009年，全球种植的转基因作物总共减少农药使用量9.39亿公斤有效成分。如果欧洲50%的玉米、油菜、甜菜和棉花使用转基因品种，农药每年的使用量将减少1450万公斤(即有效成分440万公斤)。用药面积将减少750万公顷，节约2050万升柴油，从而减少73000吨二氧化碳排放量。

　　这份报告还显示，转基因作物的使用，不仅可以增加作物产量，耐除草剂作物还将使得免耕农业成为可能，这是发展可持续农业的重要手段之一。免耕意味着将种子直接播入土壤而不需要预先翻耕除草。不进行翻耕能够保持土壤中的水分从而节约用水。而由于减少了农业机械的使用，能够减少石油燃料的使用并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植保(中国)协会以阿根廷的经验为例称，耐草甘膦大豆(GTS)给阿根廷的农民和环境都带来了益处。首先，农民可以大量使用免耕技术。阿根廷是全球领先的应用免耕技术的国家之一，其免耕面积达到1900万公顷，占全球免耕面积的20%。根据对当地农民调查的数据，生物技术使得有毒化学品的使用量减少了50%。

　　南京师范大学韩成、钟文辉两位学者的研究也显示，田间和温室条件下，转基因水稻温室气体排放水平在大部分生长阶段均显著低于亲本水稻排放水平；产甲烷菌、甲烷氧化菌和氨氧化微生物(氨氧化细菌和氨氧化古菌)的群落结构和数量也具有短暂的差异。相比于亲本水稻，转基因水稻(明恢63-Bt)能够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并导致功能微生物的群落变化。

　　转基因番木瓜也是在中国推广较为成熟的品种。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王长永在2009年7月，采用调查表形式，在广东省广州市万顷沙镇(少部分客户来自横沥镇)开展了有关转基因番木瓜社会经济影响以及当地农民对其认知水平的初步调查，共访谈农户91户，涉及3种转基因番木瓜和6种传统番木瓜。

　　王长永告诉记者，调查结果表明：转基因番木瓜亩产比常规番木瓜约高11.5%。转基因番木瓜种苗成本(元/亩)比常规番木瓜低27.2%。王长永说，尽管每株转基因番木瓜种苗市场价要比常规番木瓜高出2~3倍，但由于转基因番木瓜种植密度低于常规番木瓜，所以，转基因番木瓜种苗每亩成本反而低于常规番木瓜。

　　商业化之难

　　基因是决定物种生命现象的最基本因子，是最基本的遗传物质。转基因，也称生物技术，就是将某生物物种基因分离的基因片段，植入另外一个生物物种的基因组，从而部分改变该生物物种的性状，实现人类某种目的的现代高新科学技术。

　　转基因作物，就是将转基因技术用于人类传统作物如水稻、玉米、小麦、蔬菜、果树等，从而人工加快遗传育种进度，其出发点是减少农药使用，减少环境污染，或提高作物水分、养分利用效率。

　　自1994年美国FDA批准第一个转基因食品——转基因番茄商业化种植以来，目前，转基因作物已达120种左右，世界上转基因农作物种植总面积已占到世界总耕地面积的2%。

　　在我国，目前也出现了棉花、玉米、大豆、水稻等多种转基因作物。以转基因生物为食物或为原料生产的食品已越来越多地走上人们的餐桌。2009年年底，农业部向华中农业大学研制的两种转基因水稻颁发了安全许可证书，中国因此成为第一个实现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的国家。

　　获得证书的是华中农业大学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转抗虫基因水稻为“华恢1号”及杂交种“Bt汕优63”。证书自2009年8月17日起，有效期为5年。据此，这两个水稻品系将可以在湖北省境内成规模种植。

　　今年3月，《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在华中农业大学采访时，有关人员提供给记者的一份资料称，“转基因作物将成研发趋势，首颁安全证书是迈向商业化第一步”。

　　这份资料称：“与外界备受争议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业内专家们的备受鼓舞。对于中国水稻育种界而言，首张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无疑是振奋人心的。专家们一致认为，转基因作物的研发和生产，是科技发展不可阻挡的必然趋势。”

　　中国科学院院士谢华安被认为是杂交水稻育种权威科学家。据了解，在超级稻育种方面，谢华安育成了“II优明86”等4个超级稻品种。华中农业大学获得安全证书的品种之一“Bt汕优63”所用的父本“汕优63”就是谢华安在1981年选育出来的。

　　谢华安曾表示：“国家此次发放两张安全证书，是转基因水稻迈向商业化的第一步，是一件大好事。全国各地的科学家跨区域合作，携手做了很多工作，转基因水稻的种植有着非常良好的基础。”

　　但据记者了解，获证两年来，华中农业大学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步伐并不大。该校彭少兵教授告诉记者：“按理说拿到证书后，3年左右就可以实现商业化了，但目前已经两年多了，商业化基本上没有启动，一个主要的方面就是公众对此的反应。”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此前就明确指出，证书的颁发有点“偷偷摸摸”。据说，颁发证书的消息是一家外国通讯社最早发现的，这一消息被放在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主办的网站上，混杂在《2009年第二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批准清单》中，通常不易被人注意到。

　　“转基因技术产品商业化的最终承受者是广大公众消费者。公众不仅应具有对转基因生物产品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而且还应具有转基因作物安全管理的参与权、监督权和法律诉讼权。”在论坛上，云南思力生态替代技术中心研究员周玖璇指出，我国转基因作物相关管理条例和管理办法中，并没有涉及公众知情和参与转基因作物安全管理的条款。在转基因作物安全管理的实施进程中，公众参与的权利被忽视了。

　　“鉴于我国已成为世界首个批准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的国家，而水稻是我国大部分地区的主粮，一旦发生安全性问题，将毫无疑问影响到国家和民族的安全。”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副教授何俊民说。

　　不切实际的人工“怪物”？

　　蒋高明基本上是站在转基因的反对阵营一方。“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三分之二是搞转基因的科学家，很多人持有转基因专利或正在申报专利，有些还有自己的转基因公司。干什么的吆喝什么，其公信力本身就值得怀疑。”蒋高明认为，转基因作物存在多方面的负面影响。

　　“转基因作物将破坏自然生态系统。”蒋高明说，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任何环节遭到破坏都会危及到整个系统。例如，一些盐碱地、沼泽地、热带雨林以及某寄生虫分布的区域，以前原本不适合农业种植，但由于转基因作物出现，科学家向作物中转入了耐盐碱、耐高温、耐高湿、抗病虫害的基因，在这些地区种植转基因作物，就使原本生活在这里的生物栖息地丧失，从而造成物种减少、退化乃至灭绝，使原有的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遭受破坏。

　　在历史上，因物种的单一化最终造成重大灾难不是没有发生过。1864年，爱尔兰土豆枯死病，造成了100多万人死亡，几百万人流离失所，原因就是当地人只种植两个土豆品种，而这两个品种又特别脆弱，发生意外后无法挽救。

　　“自然界里从来没有过转基因作物，这是按照人的意志合成的‘怪物’。”蒋高明说，植入抗虫基因的作物，比一般的作物更能抵抗病虫害袭击。长此下去，转基因作物将取代原来的作物，造成品种(系)丧失。

　　除此之外，转基因公司为了强化转基因作物的“入侵”能力，还发明了专用除草剂、化肥，将别的作物视为杂草“除之而后快”，更加剧了转基因作物入侵危害。这就是为什么阿根廷农业，一旦发现了转基因大豆的危害后，想恢复原来的传统种植体系“已基本不可能”的根本原因。

　　对于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可以大幅度提高产量这一说法，蒋高明也指出，转基因作物并不能从根本上提高产量。转基因是在大农药、大化肥、除草剂基础上做“种”的文章，会让人越来越赖，地越种越瘦。而提高粮食产量，除了人的因素外，耕地质量才是关键。蒋高明认为，应当用生态学办法解决粮食增产问题，尽量不要使用转基因技术。

　　“转基因作物中的毒素可能引起人类急、慢性中毒或产生致癌、致畸、致突变作用。”何俊民介绍，1998年，英国的Pusztai用转雪花莲凝集素基因的马铃薯饲养大鼠，发现大鼠出现了器官生长异常、体重减轻等症状，免疫系统也遭到破坏。这一实验结果引起世界范围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质疑。

　　此外，转基因农作物可能与其他植物交叉授粉，产生基因漂移，使相近的传统品种改变原有特性，若转基因高产作物的高产基因通过花粉传给杂草，则可能会出现超级杂草，引发生态灾难。

　　在论坛上，薛达元还告诉记者，他所带领的团队刚刚完成了在河北省廊坊市棉花产区所作的调研报告。他们选取同一农户的面积约为7亩的长方形地块，耕种占地面积相等的常规棉、转基因棉和转基因杂交棉。记录不同棉花品种在一年的生长过程中的成本、产量以及用工情况。

　　结果显示，几种棉田用工成本相同，收益基本一致。薛达元等人在2002年的调查也发现，在农民的收益上，许多情况下由于种子价格问题，转基因抗虫棉并不能为农民节省成本。由于次生害虫的上升，有些地方的转基因抗虫棉的用药量并未明显减少。

　　监管力度正在加强

　　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加快农业生物育种创新和推广应用，开发具有重要应用价值和自主知识产权的生物新品种，做大做强现代种业”，“加强生物安全管理，加大生物物种资源保护和管理力度”。

　　基于此，国家有关部门对于转基因问题似乎有些“转向”，监管的力度也正在加强。

　　王捷在论坛上透露，最近，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公室连续召开了多次会议，针对转基因和食品添加剂等问题，责成农业部作为牵头部门，到国内部分省区对转基因作物进行调研，调研已经结束，正在形成调研报告。

　　“在调研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尤其是在管理层面上，存在管理不够严格等问题，在一些地区转基因作物非法种植的现象还是存在的。”王捷说。

　　去年，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在中国重要的水稻种植地湖南和湖北的种子市场上发现了正在违法出售的转基因水稻种子。绿色和平还公布了在北京、武汉、广州及香港等多个城市进行的食品抽样检测结果，在中国多地出售的婴儿食品、普通餐馆的快餐米饭及加工米粉中，均含有转基因成分。

　　“环保部作为环境安全的主管部门，对这一领域的发展非常关注。因为转基因等生物技术一旦被释放到环境中去，如果有危险的话，再想把这些危害物质回收起来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这是我们最担心的。”王捷说，包括转基因在内的现代生物技术，也可能会给人类带来解决诸如粮食问题、减少杀虫剂等问题，但必须经过科学的评估，在确实能保证其安全性后，按照一定的程序进行批准和履行相应的手续。

　　王捷透露，最近，国务院主要领导也对转基因及其产品给予高度关注，在有关批示中也表达了对这一领域的担忧，并指示科技部门包括科技部、中国科学院等单位，一定要在这一领域加大研究力度，做出科学明晰的结论。

　　在立法方面，据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博士陈懿介绍，目前我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法规体系由环境保护基本法的相关规定、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专项立法和相关立法以及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技术标准等方面构成。在立法和实施中存在一些问题，主要包括管理体制不顺畅，市场秩序亟待规范；管理制度不完善，法律实施深受影响；司法救济困难，维权途径不畅；违法成本较低，违法事件频发等。

　　他认为，目前亟须通过进一步立法努力，形成包括风险评估制度、中间试验管理制度、环境释放与商品化管理制度、标识制度、信息披露(获取)制度、应急处理制度和损害赔偿制度等在内的完整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法律制度体系。

　　“我国当前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立法的需要极为迫切，其基本原则应基于‘预防原则’，这也完全符合我国已缔约的《(生物多样性公约)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的基本思想。”何俊民说，加强转基因食品安全立法的目的一方面是保证公众的知情同意权，完善强制性转基因的标识制度，赋予公众自由选择的权利；另一方面，可以规范转基因技术活动，使各个领域转基因技术的开发和利用在严格监管范围内，并制订严格的惩罚制度，以保证转基因食品在我国健康发展，还可避免我国在转基因食品对外贸易中遭遇转基因技术贸易壁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