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豆和大炮一样重要,甚至更重要”
在这个很“计划”的国家里,此次改革的核心是将政府财政无力负担的国有部门雇员推向社会,逐步取消需要政府高额补贴的配给制,同时允许个体经济的发展以承接国有部门的大量裁员,并自己负责自己的社保。
古巴版“十一届三中全会”
经济战的重点是取消全民配给制、国有部门大裁员等。
古巴人阿尔门德拉一家住在哈瓦那大学的后门附近,有一个临街的院子。在政府大批开放个体户经营领域的当下,他和家人勇敢地做了一次“吃螃蟹的人”。
2011年3月,他们向政府申请开了一家小披萨店,和其他五六家披萨店一起成为了一向安静的哈瓦那大学的一道风景,且生意红火。现在,阿尔门德拉希望能够扩大经营,但苦于资金不足。好在,古巴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此时召开了。
这是吹响古巴经济全面改革的号角。在古共六大通过的《古巴社会经济政策指导纲要》(以下简称《指导纲要》),则是指导这次历史性改革的纲要性文件。
4月19日,哈瓦那国际会议中心,大病后步履蹒跚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以下称卡斯特罗)一身运动服参加了古巴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闭幕仪式。继将国家国务委员会主席、部长会议主席职位移交给弟弟劳尔·卡斯特罗(以下称劳尔)后,卡斯特罗这一次又将古共中央第一书记的位置交给了他。
权力的集中是为了更好地让古巴的经济改革继续深入下去,向与阿尔门德拉有类似情况的个体劳动者提供贷款,帮助其实现自身发展,这也是《指导纲要》的重要政策之一。
除此之外,由311条政策组成的《指导纲要》,其核心内容还包括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精简机构、下放权力、扩大企业自主权、解放生产力、打破平均主义的铁饭碗、允许个体经济、大力发展农业、实施粮食与食品进口替代战略、取消不必要的供应与补贴、取消货币双轨制。
《指导纲要》的拳头砸在了古巴计划经济的软肋上。实际上,诸如配给制等计划经济制度早已让古巴政府入不敷出。
古巴1962年开始实行配给制,向1100万古巴人提供:每人每月3.5公斤大米、2.5公斤糖、0.5公斤芸豆、230克食用油、10枚鸡蛋、460克鸡肉、460克通心粉、230克黄豆粉、115克咖啡;每人每天一个面包;7岁以下儿童每人每天增加1升牛奶。凭“购物本”,所有以上产品只需花约9元人民币即可买到。而古巴80%的食品靠进口,政府每年要拿出约8亿美元进行补贴。
然后2008年金融海啸后,国际粮食价格大幅上涨,严重依赖粮食进口的古巴再也承受不了物价补贴的巨大压力。2011年1月,古巴政府开始改革配给制,大米、鸡蛋等基本食品依然由政府低价供应。如果想多买,民众可以去自由市场,只是价格要高出2-3倍。此外,牙膏、香烟等非必需品政府已不负责供应,完全由市场提供。
此外,平均主义的“大锅饭”,也被很多外界评论家指责为“养懒人”。其结果之一就是,古巴的经济增长一直在低位蹒跚。
“没有一个国家或个人能负担起‘赚得少,花得多’。2加2永远等于4,而不会等于5或更多。”劳尔说。
而古巴政府的这种财政负担甚至沉重到了影响“从摇篮到坟墓”福利制度的地步。
2010年4月4日,劳尔在古巴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第九次代表大会闭幕典礼上发表讲话称:“比起过往的任何时候,我们今天在经济方面的努力都是主要任务,因为我们的社会制度能否继续并保持下去,是取决于经济方面的努力的。没有坚强的经济活力,不取消多余的开支与浪费,就不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就不能保持与改善所有人民免费享受的教育与医疗资源。”
“劳尔的话简而言之就是,‘打赢这场经济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丁美洲研究室主任吴洪英说,经济战的重点是取消购物本、国有部门大裁员等。
2010年9月,古巴政府决定从政府和国营企业中裁员100万人,这在总人口1100万人的古巴引发轩然大波。
目前在古巴,政府或国有企业职工在下岗后的第一年,可以享受到国家支付的这一年的工资,但此后政府就概不负责了。当然,劳尔为下岗的政府和国有企业员工还找了其他出路,就是从事个体户。
宣布裁减100万人之后几天,古巴政府出台的配套政策就是放开对178种私营经济的限制。在六大召开之前,劳尔曾表示到2011年3月底,政府和国有部门的下岗人员中,要有25万人从事个体户。此外,作为古巴的个体户,他们将不再能享受到“摇篮到坟墓”福利制度中的免费社会保障,需要自己缴纳社会保障费,否则得不到社会保障。
900万人参与改革讨论
近900万人开了16.3万次会议,有330万人发言。
“纠正过去犯的错误和今后可能犯的错误,是更新经济模式成败的关键。”在4月召开的古共六大上,劳尔一次次地重申其改革的决心。
2010年,在总结过去经济改革经验以及收集最新民意之后,古巴政府11月提出了《古巴社会经济政策指导纲要草案》,并于2010年12月1日至2011年2月28日,通过党报《格拉玛》向全社会公开了草案的全部内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为期三个月的全民大讨论,并为此专门举办了几期培训班。
“草案共计291条,涉及到古巴的各个部门和领域。在经过古巴全民大讨论,并获得民众的理解与支持后,被修改增补为311条。”中国驻古巴使馆经商处参赞陈风说。
劳尔在古共六大上的讲话为“古巴全民大讨论”做了细致的注解:古巴全国1100万人口中,有891万多人参与讨论,包括古巴共产党以及党外的诸如妇联、共青联盟等在内的组织共开了16.3万次会议,有330万人发言。“即使到了六大会议上,与会的1000名党员仍在持续不断地把党内外群众的意见带到会场上。当然,他们自己也发表了意见。”徐世澄说,全民总共提出了数十万条意见和建议。
最有争议的政策就是劳尔政府改革的焦点——取消配给制和裁减国有机构员工。
“在国有部门人员陆续下岗的过程中,新登记的个体户有20万个,但是根据古巴官方媒体公布的数字,新增个体户相当一部分不是政府和国有企业下岗人员,而是原来就没有职业的人。”徐世澄说。
如果一个吃了一辈子“大锅饭”的古巴国有机构人员,他平时就是一个利用休息时间为别人修理彩电、汽车等赚外快的手艺人,那么这个一技之长可以让他们在下岗后做个体生意,甚至比以前赚更多的钱。但是那些没有一技之长的人,在下岗一年之后,失去政府救济时将面临糟糕的境遇。
如果在此时古巴政府还彻底取消了配给制,这无异于雪上加霜。由购物本引发的平均主义争论在古巴已有很多,劳尔就曾质疑“不管是婴儿或老人,每个古巴人每月都可以购买4包由政府补贴后低价供应的香烟”,并在六大上强调:“这种价格补贴的做法必须取消,因为它已成为‘不堪承受之负担’。”
平等统一的配给制也为配额的黑市交易打开了大门。“一些不抽烟的人得到的配额,可以转卖给别人,这个价钱可比黑市上贩卖的香烟便宜多了。对于不抽烟的家庭而言,这也是一笔收入。但在取消香烟配给制度后,一些家庭就少了一份收入,一些想抽烟的人则要到市场上去买高价烟。”徐世澄说。
低工资让古巴人对商品价格的波动非常敏感。在古巴,一个大学的正教授每个月的工资在400-500比索,相当于不到20美元,这已经算是普通人里的高工资,古巴的月平均工资是15-20美元 (约合人民币100-130元)。一旦物价全部由市场主导,那么他们的生活将变得非常艰难。
古巴自由购买点负责人玛利亚·佩雷斯在接受CCTV采访时说:“现在古巴的大米每磅卖5比索(人民币1.5元),细糖卖8比索(人民币2.4元)。我们的价格比供应点要贵,因为供应点的商品是政府补贴的,但是比起外汇商店要便宜多了。”
古巴的外汇商店里还出售电脑等相对奢侈的商品,但必须用可兑换比索(外汇券)购买,后者来自于古巴家庭在外国的亲友通过侨汇寄到古巴的外汇。但在目前的古巴,只有1/3的家庭在外国有亲友,其他2/3的家庭没有外汇收入,只靠每个月固定的工资负担生活开支。
古巴人马蒂斯在购物时连连摇头:“一块洗衣皂要6比索(人民币1.8元),香皂要5比索(人民币1.5元),一管牙膏要8比索(人民币2.4元),有些人承担不了,因为老百姓的工资太低了。”
因为古巴民众对于取消生活必需品配给制的反对声非常高,劳尔政府没有一次性取消所有产品的配给制,大米、鸡蛋等基本食品依然由政府低价供应。
体制之争
劳尔:“我深信并以古共中央第一书记的名义发誓,我的主要使命就是保卫和继续完善社会主义,永不允许资本主义制度的回归。”
“我日以继夜地工作,几乎不睡觉,这使我久经考验的身体极度疲劳而垮了下来。”卡斯特罗在2006年7月31日的《总司令告古巴人民书》中写道,他暂将党内和政府的权力移交给劳尔。
“2006年7月底从哥哥手里接管国家权力时,劳尔也作出了一些改革措施,但是2006年开始的改革措施还是比较零碎的,只专注于某一方面的改革。比如允许用可兑换比索购买彩电、电脑等电器。”徐世澄说,“在古巴的中国人习惯将其叫做‘红比’,因为它很像我们改革开放初期用的外汇券。”
2008年2月24日,劳尔当选为国家国务委员会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并进一步采取了一些实质性的改革措施。4月,古巴政府颁布《住房法》,允许房屋继承,允许农民租用限制土地。6月,废除平均工资,实行按劳分配,允许发奖金。同年播放外国电视节目的频道正式开播。
古巴有可耕种土地660万公顷,其中闲置土地达180万公顷。劳尔在当年宣布,将国内一半的闲置土地租给农民耕种。数字显示,自2008年以来古巴已将92.2万公顷土地交予承包人耕种,有超过14万人获得了土地承包许可。此外,古巴东部及几个中部省份已经允许当地农民公开贩卖其生产的农产品,警察不会再干涉,地方政府也可借此收税。
“在这一时期,古巴还开始扩大个体户数量,比如把过去的国营理发店承包给原来在理发店工作的师傅,后者除了每个月向国家缴纳营业收入的15%作为营业税,剩下的收入就归个人所有了。”徐世澄说,对于私有化的理发店,政府不再支付员工薪资。若员工不愿承包,政府可会安排其他工作,或是退休。
中国社科院拉美研究所对劳尔政府当时一系列政策的解读是:政府将农业决定权下放,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同时改进分配体系。古巴60%-70%的食品须进口,而由于外汇短缺,食品供应受到影响。因此,古巴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通过刺激本国生产力,提高自给自足的能力。
但这样的举措只是杯水车薪。2010年,中国和越南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0.3%和6.8%,而古巴的经济增长率仅为1.5%。
此外,经互会时期遗留下来的严重依赖外国贷款的恶习,近年来给古巴带来了极大的冲击。货币政策实行双轨制、美元贬值过快、全球经济危机等原因,让古巴在全球范围内债台高筑。截至2009年底,古巴所欠外债为304亿美元,而古巴2010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是693.6亿美元。“大豆和大炮一样重要,甚至更重要。”劳尔的话透着无奈,要想有粮食,按照过去的逻辑就必须继续借贷,但还钱的本领古巴又还不具备,且长此以往只会是一个恶性循环。古巴需要一场大变革,且箭已在弦上。
然而,因改革而逐渐出现的生活压力让人们开始质疑劳尔政府改革的方向。劳尔在六大上也铿锵有力地对此作了回答:“我深信并以古共中央第一书记的名义发誓,我的主要使命就是保卫和继续完善社会主义,永不允许资本主义制度的回归。”
2011年4月16日,古共六大开幕的当天上午,哈瓦那举行了阅兵式和游行,纪念“猪湾事件”50周年。《拉美先驱论坛报》对此的评价是:大阅兵与六大在同一天举行,传递出的信息就是,实现经济模式现代化的同时,要保卫社会主义。
“从前,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三方面的免费,体现了古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劳尔在六大会议上也强调,古巴不会抛弃任何一个无依无靠的人。不过改变总还是有的,教育、医疗依然是‘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但是古巴个体户已经开始需要自己缴纳社会保障费了。”说到这里,徐世澄斟酌了一下语句,接着说,“虽然古巴政府没有提及市场经济,但是这些政策也算是其向市场经济迈了一步。”
对古巴经济改革持反对怀疑态度的人也不少。“我不认为古巴的改革政策是非常完善的。”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与社会学教授苏珊·艾克斯坦说,那些下岗但没有一技之长的人将失去收入来源,并且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生活水准。如果这样的人有很多,那么他们最终还会影响古巴经济的整体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