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能从小到大只去靠，现在也只知道靠媒体、靠律师，最主要是靠我们自己，学习法律知识，把法律作为武器”

　　【财新网】（记者蓝方）2011年7月，《社会保险法》即将正式实施。中国的劳动法律体系日渐完善，而文本上的法律如何最终落实？工人又将如何利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

　　2011年4月25日，在“与建筑者建造尊严——‘对话建筑工’”的主题研讨会上，北京大学社会学副教授、《大工地》一书作者卢晖临与四川农民工、“建筑业追讨劳动合同第一案”当事人何正文对话。

　　 维权成本为何高

　　何正文：法律维权，第一次走的时候，不知道哪儿有路，哪儿有坎。我觉得更大的难题，在于政府部门有官僚主义作风在作怪。

　　今年我到了一个新的工地上打工，和包工头签了一份协议，但是因为项目部没有签字，我心里总不踏实。我老去找项目部的人签字，他们以为我是要闹事，于是让我走人，但又不结工钱。我只好又找到了劳动监察部门。

　　监察的人先问我们有没有协议。我说有，协议上写了5000块一个月。他们便问，你们哪里有这么高的工资？我说，我们的劳动强度有多大你知道吗？我们每天干多长时间你知道吗？我们每天，两个人要干三捆钢筋，一捆45根，就是3.3、3.4吨，两个人去给它切割、套丝、加工、码好。而对方脱口而出，“那有多重啊？”

　　在他们看来，我是来瞎闹的，而他们“没空陪你玩”。

　　卢晖临：当前的法律环境下，维权的成本显得特别高。在一些情况下，可能是行政不作为所造成的。如何让劳动部门、安全监督部门能够按照法律的规定履行法律赋予他们的职责？

　　比如不签订劳动合同，是一个常见的现象，而劳动监察部门有责任介入，执行监管。我们农民工兄弟，能不能坚持给监察大队打电话，督促他们尽职？劳工服务的NGO、学者，也可以向媒体发布行政、司法部门不作为或不规范的地方。针对没有尽职的政府部门，也可以形成案例，包括提起行政诉讼。通过多种方式，让整个执法环境有所改善。

　　法律的大钟谁来敲

　　 何正文：我给周围的工友讲述我的维权经历，95%的工友听了之后，都希望我们工人能够组织起来维权，人多力量大。但到了实践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例如我们上次维权，本来就只有五个人，到最后只剩两个人。当初给他们讲我的经历时，一些工友就有眼前一亮的感觉。而到了自己真的要维权的时候，就觉得工钱多多少少能拿到就可以了，是不是完全按照法律来，并不在意。

　　有的工友跟我说，和我在一个工地上，胆子还稍微大一点。但不管我再怎么给他壮胆，他还是胆小，只有自己相信自己，才算胆大。工友们要自己学习法律，经常要用到的法律知识，得要学会、弄懂，随手就能用。我们不能只依靠媒体，靠律师，从小到大都只会靠。最主要是靠我们自己。学会法律知识。利用法律作为武器。

　　政府部门已经制定法律了。我们按照法律要求我们的权利，它不落实，就是自己给自己一个耳光。农民工自己要携起手来去维权，要懂得舍弃眼前小的利益。

　　卢晖临：工人不能按月拿工资、工资被拖欠，这是当年马克思研究英国工人时没有出现的现象。这提醒我们要认识到，市场经济需要法制的框架。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法律。但是到了具体应用的时候，都停留在文本上。在法律的具体执行和解释上，确实面临着行政部门不作为、相互推诿的现象。

　　我们已经讨论了很多，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有体制上的问题，要改变当前的生产体制。但这个体制怎么变？推动它的力量来自于何处？何正文所做的事情就非常有意义。个人维权的成本很高，他也看到很多的法律流于形式，但是他去做，去碰，去尝试。在某种意义上，法律还不是个钟，反而像个消音器，要使劲的撞，才会有声音。如果我们都不去敲这个钟，拿法律就真的成为摆设了。

　　从工人的角度上来说，我们自己要去寻求改变，不然我们整天去想，这个体制应改变，这个法律应该更好，而我们的目标却会遥遥无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