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剑丽

　　 4月17日，北京六级大风。

　　 海淀区西山脚下一个农家院，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办公点，200多人举起右拳，共同宣誓“为农民服务，为理想奋斗”。

　　 “聆听”他们宣誓的是已永远阖上双眼的中心总干事刘老石。这一天，支农倡导者刘老石追思会在此举行，刘老石的生前好友以及费心培养的支农队员代表，来送他最后一程。

　　 此前的3月21日，43岁的刘在天津遭遇车祸，3天后不治身亡。

　　 11年来，作为一名大学老师，眼见广大农村凋敝无力，刘老石支持200多个学生社团数万名学生到农村调研、支援三农，并培养农村骨干代表5000多人。

　　 他的目的是，让知识分子“接上地气”，根基更稳；同时，让被工业化、城市化逐渐“甩出外围”的农村，也能受益于新知识与技术，并能组织起来与大市场抗争。

　　 青年学生的农村使命

　　 和许多大学生一样，刘老石的路本来走得相当“主流”。

　　 上世纪90年代初，本名刘湘波的他在齐齐哈尔师范学院毕业后回到老家，在黑龙江黑河经贸公司做报关员。

　　 一年后刘老石厌倦了这种生活， 他试图寻找新的生活方式，1997年他考上湖南师范大学攻读哲学硕士。

　　 时光推回到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西方启蒙主义思潮著作大规模译介中国,中国经历过一场规模不小的哲学思辨热潮。

　　 除哲学热外，当时一批学者正在思索农村的变化，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撰文回忆称，“80年代中期农村改革的能量基本释放完毕，9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走到强弩之末。加之粮食等农副产品价格的持续下降，农民的‘弱势’特征逐渐表露。”

　　 于是，一些青年人开始把哲学思辨反观到农村社会现实。

　　 2000年以后，在天津高校任教的刘老石与温铁军(专栏)等一批三农学者逐渐聚拢，大规模的学生支农行动得到推进。

　　 他们希望学生能够通过农村获得社会教育，学生也可以作为推动农民自强自立的发酵剂。

　　 当时“破败麻木”的农村状况令人痛心，“而具体到推动农民的联接，行政力量不可越俎代庖，其他利益相关者又难以担当重任，故使命历史性地落到青年学生身上。”一位研究者称。

　　 培育农村力量

　　 随着对农村的了解，支农的重点几经调整。

　　 刘老石在总结文章中写道，早期的支农重点主要着眼于调查和扶贫，而面对乡村中局部存在的尖锐矛盾，他们逐渐感觉到，学生们绝对不可能一个个去解决具体难题。

　　 于是，刘老石开始引导他们转到“促进农村建设人才生长”的方向。刘深刻感觉到，很多农村其实不缺资源，也不缺能人，关键是要找到这些能人，推动农民自己站出来，共同争取利益。

　　 在大学生的发酵下，“原子化”的单个农民在起着变化，他们开始自觉自愿地学习了解和传播农村政策。

　　 山东的刘凤兰就是一位。之前她是个说话柔弱且怯生的妇女，但在大学生的启发下，她在祠堂前钉了一块黑板，专门张贴大学生们每月邮寄来的法律政策。当黑板被人扔进井后，刘凤兰不屈不挠地在房上架起了高音喇叭，把大学生们的东西录上音，每天在喇叭里放。

　　 沉默寡言的河北邯郸农民白柏军开始敢在大众面前发言，“我觉得农村最大的问题是村务公开，特别是村里财务公开。”在一次中心培训课上，他大胆直言。

　　 刘老石深深感到，发端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梁漱溟、晏阳初等知识分子的乡建运动，在新一轮的推进中，绝不能仅仅把农村当作城市工业产品市场来开拓，而应该着眼于培育农村潜力生长。

　　 农民组织化之路

　　 依托这样的想法，一个个乡建试验点接连成立。安徽的南塘村就是一个。从2002年开始，大学生们就在当地推动“村民自治与可持续发展”培训项目，当地的主要牵头人为杨云标。

　　 杨1998年从西安政法学院毕业，早年带领乡亲们用法律维权，后来逐渐转到从事建设性工作。到现在，拥有数百名社员的南塘合作社已有10余年历史，社员们合作生产绿色蔬菜、建立资金互助，直到开办酒厂，收入逐渐增长。

　　 受留学生袁天鹏影响，杨甚至把在国外闻名的《罗伯特议事规则》引入村民开会讨论中，我提议、我附议、我反对、我支持等语汇，一点点成为村民开会时的口头语。

　　 到现在，乡建中心已在各地支持了70个村级合作试验点，在 2006年推动了全国第一个农民合作社联盟“国仁绿色联盟”。

　　 在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何慧丽看来，受益的并不仅仅是这70家。刘老石从2003年开始至今发起农民合作社培训，让近5000余人次受益，当中的不少人后来都成了当地致富带头人。

　　 “我们能不能以老石的离去为标志，以我们已经提前试点的农民为发起人，倡议农民进行自我培训、自我组织，将老石的精神传承下去呢？”何慧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