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评论员

　　4月21日起，我国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再次上调0.5个百分点，至此大中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已进一步上冲至20.5%的历史新高。

　　这次上调已是央行自去年以来第10次，今年以来第4次动用相同手段回笼货币，其所指向的宏观形势则是，3月份居民消费指数同比上涨5.4%，创下32个月以来的最大涨幅，因此，正常情况下货币紧缩仍将持续。

　　不过单一政策工具终有尽时。央行行长周小川近期在博鳌表示，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到何种水平没有明确的尺度，中国的存款准备金率不存在绝对的上限。对于这一表述，我们看来应该是且只能是，存款准备金率上限当因时因地综合考量、灵活掌控。

　　央行官员张晓慧等经实证研究，在其《中国的准备金、准备金税与货币控制：1984-2007》一文中认为，中国的最优准备金率为23%左右，而此结论，至少表明存款准备金率不可能无节制地持续上调。其约束性条件起码有以下两条：

　　其一，就微观来看，上调准备金率对金融机构而言，带有未必正当的强制性与惩罚性。每次上调准备金率，金融机构盈利水平相应下降，由此结合中资金融机构本就不高的盈利能力以及高度依赖存贷款利差等客观事实，上调准备金率必须考虑金融机构稳定与发展等内在要求。

　　其二，就宏观来看，中国的货币政策取向除了保持币值稳定，另有促增长、保就业等多项更高层级的目标，由此结合我国目前仍处投资驱动型发展阶段，以及资本形成主要依赖银行体系等阶段性特征，上调准备金率必然暗含保持适度信贷增量等预置前提。

　　上述约束条件其实已经在过去时段内持续阻碍数量型货币紧缩全力出击。统计结果显示，即使加上天量央票回笼的货币，央行对冲的外汇占款投放仍然不足80%，作为结果，中国的M2（广义货币）/GDP已经很高，且今年一季度M2增速仍然高达16.6%。

　　数量型紧缩效果不彰，价格型紧缩约束条件更为严苛，这其中，仅以自主性相对较高的加息而言，不得不防的副作用即包括：境外游资加速潜入、境内企业成本上升、地方政府“破产”之虞、银行坏账风险加大，等等这些决定了价格型紧缩回旋的空间更为逼仄。

　　货币紧缩潜能有限但任务繁重，缓解这组矛盾几乎唯一的办法是，让财政政策适度趋紧，其可行性在于：首先，经过较长时期市场培育，目前我国经济体系的市场化程度已经得到大幅提升；其次，非公经济发展壮大为填补财政投入“缺口”进行了资本准备；第三，当前经济运行过程中投资增速仍在高位运行；第四，财政支出效率亟待提升。因此，无论从必要性还是可行性来看，财政政策基调由“积极”转为“稳健”正当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