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侯隽 张梅芳|博鳌报道

　　4月14日，位于中国最南端的海南岛成为亚洲乃至世界关注的焦点。成立10年之久的博鳌亚洲论坛迎来了其最高规格的一次亮相。4位国家元首、7位总理、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位政要、企业管理者、专家学者等云集一堂。

　　根据博鳌亚洲论坛2011年年报显示，亚洲区域内贸易和投资大幅增加，而对于区域外市场贸易和投资的依赖度在下降。1999年，北美占亚洲出口的比重是26.5%，10年后，这一数据下降至16.4%；同一时期欧盟的比重从18%降至16.4%。2010年，亚洲区域内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已接近一半。由此可见，亚洲各经济体彼此依赖程度在不断提高，亚洲经济一体化程度在不断加强。西方的观察家认为，亚洲联合的速度大大超过欧盟的整合。

　　那么，经过十年磨合、两年半的金融危机之后的亚洲各经济体之间，对国际经济危机要采取何种应对之道？除了贸易、投资方面的合作与市场的开放，人民币作为新兴货币，如何走出去？它的国际化又要如何进行呢？

　　嘉宾

　　保尔森

　　美国前财政部长，

　　博鳌亚洲论坛理事

　　格林斯通

　　美国标准人寿董事会

　　主席

　　刘明康(专栏)

　　中国银监会主席

　　戴相龙(专栏)

　　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

　　理事长

　　大卫·马什

　　货币金融机构官方

　　论坛(IMFIF)联合主席

　　我们是否已远离金融危机的悬崖？

　　保尔森：随着金融危机的发展，我们有越来越大的压力，但是我们已经从悬崖边上退回来了。许多问题，比如杠杆率过高、金融产品过于复杂等已经得到解决，一些大的银行在快速恢复，资本充足率也在快速恢复，而拨备等情况都在大规模地改善。从监管角度来讲，美国、欧洲所有的国家都在改善他们的监管。我认为，首先，美国的市场和金融机构非常稳定，银行恢复得很好。美国经济增长将会持续，并有所加速。虽然美国面临着更高增长和失业率降低的挑战，但是美国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格林斯通：我不同意保尔森先生的看法。我之前和欧洲的央行行长们沟通，他们认为金融危机只走到一半，还没有结束，应付危机的政策会带来很多问题，会影响未来的资金走向，我们将会在泥水中拖拖拉拉地前进。在过去几个月当中，我们看到集体行动似乎出现了失败。G20集团在金融危机高潮的时候动作非常迅速，中国、印度都加入了G20，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此后，G20的作用在减小。从国内政治的角度来考量，集体行为变得越来越失去效率，比以前在金融危机高峰的时候效率要降低了很多。

　　刘明康：我基本同意保尔森的说法。我们也参加了G20峰会，特别是关于金融系统的讨论，虽然在过去几年当中我们经历了很多的痛苦，但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已经吸取了危机当中的经验教训，控制了危机进一步蔓延。第一，我们已经取得了基本的成就，因为我们有清晰的观点，以及G20集团达到了基本的共识，共同加强监管。第二，危机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杠杆率过高。所以，我们对于杠杆率现在有非常严格的限制。第三，我们共同确定了流动性比例的要求。另外，我们对于风险加强资产也有新的定义，我们做了很多的计算，对于模型进行了修改，所有金融机构的行为都得到了监管，高层的管理人员会更加审慎。而且我们也放入了反周期的缓冲，使得未来的风险得到基本的屏障。

　　人民币走出去比国际化更现实

　　在金砖国家会议和本次论坛上，关于货币改革、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声音不断。与会代表认为，作为新兴市场中的“明星国家”，中国在正承受着较大通胀压力的背景下，人民币走出去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在于没有人民币的国际化就不可能有中国金融的崛起，其意义在于防范和应对当今由美元主导的有重大缺陷的国际货币体系，提升中国金融体系的效力，从而推进中国经济持续协调健康发展。

　　保尔森：我一直认为人民币尽快升值，并成为一个由市场决定的货币对中国自身最有利。因为中国是一个在国际上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大国。如果中国是一个小国，没有人会提起汇率问题，但它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并深深融入全球经济，它的商品和服务贸易量巨大。我关注人民币问题是因为它代表了改革。

　　如果货币能够作为一种价格信号，经济的转型将容易很多，有助于经济向着另一种增长模式转型，更多地依赖内需，更有效地配置资本。随着时间的推移，管理这种市场机制和政府主导相混合的经济将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我一直认为，中国政府总体上认同汇率需要改革、需要国际化，主要的分歧在于速度和时机。他们想要的是增长的稳定，这也是我想要的，也是整个世界想要的。而主要的分歧就在于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达到这个目标。

　　大卫·马什：现在全球的货币就像一支美国指挥家指挥的乐队，处于混乱当中。美元在乐队当中使劲地击鼓，造成一些噪音。欧元是一系列的乐器，音乐非常好听，有葡萄牙、西班牙一些很美妙的乐手，很不幸的是弹琴过程中琴弦断了。中国呢，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但它并没有使用美元。所以我们看到全球的货币体系里面就像一个混乱的乐队，这个情况必须要从战略角度来改变。

　　我想说一说时间表的问题，我觉得中国的银行行长经常在公共场合说，他相信美国美元的控制性、支配性的角色在加强，但是我认为，人民币走出去会导致国际市场更大的波动、更多的风险。在国际借款当中，人民币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认为它会在未来成为国际贸易结算当中非常重要的货币，但是我建议中国还是要更明智地做这件事，要从长远来看，而不能急于求成。?

　　戴相龙：人民币走出去这个题目比人民币国际化更现实，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着不合理的地方，才有人民币的国际化。现在美元既是本国的本币，也是国际货币，美元要把贸易赤字控制在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平均水平，这就是难题。现在美元的地位不能取代，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还是多元化，建立以美元、欧元等货币为主的多元体系，但亚洲的货币形成还没有条件，所以还要充分发挥人民币的作用。

　　保尔森：我对人民币的观点非常简单，第一，我认同中国持续改革的政策，增加货币的灵活性，并向市场化方向发展。第二，我认为人民币的国际化意义重大。我们看到香港的点心债券（在香港发行的人民币计价债券被称为“点心债券”，因其相对于整个人民币债券市场规模很小）市场，我们看到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国际贸易结算，这是非常大的进步。

　　谈及储备货币，常有人问什么是储备货币。对我而言，储备货币必须流动性好、可兑换，价值由市场决定而不是政府。以美元为例，美元成为储备货币经过了很多年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即使在最糟糕的金融危机时期，财政部仍旧保证其价值，任何人可以自由兑换。

　　所以，人民币需要更多的改革和时间来获得储备货币的资格，结合如今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角色，以及全球化的背景，我非常看好进一步的人民币国际化改革。

　　戴相龙：我们不是唱衰美国，美元地位的下降是客观的存在；我们也不是唱衰欧元，国际货币多元化是从欧元开始的，欧元的作用很大。我研究过1929年大萧条，美欧是金本位制，中国是银本位制，大萧条对中国没有影响。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对我们金融方面没有影响，实体经济有影响。下一步我们要把资本项目开放，适当加快。

　　我个人认为，在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上需要解决几个突出问题。一是QD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外国几个投资者进入中国购买股票可以加大，QDII就是中国合格投资者也可以扩大，先扩大，没有多大风险，是可以控制的。二是香港股票直通车应该通起来。总之，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长期的，但应该说是逐步推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