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4日召开的“金砖国家”（BRICS）第三次领导人峰会，很有可能首次将谈话重心从经济移向政治。

　　本报记者 李景 上海、博鳌报道

　　4月14日召开的“金砖国家”（BRICS）第三次领导人峰会，很有可能首次将谈话重心从经济移向政治。

　　一周前的4月7日，来自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这五个国家的智库们在北京先行举行了针对此次领导人峰会，主题为“发展、合作、共享”的专题研讨会。研讨会稍后以集体名义发布了一份倡议书，建议金砖国家领导人在峰会上围绕八个议题进行讨论。

　　在这八个议题中，前三项均有关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分别为维持中东北非地区稳定、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国际和平安全及冲突解决等；传统的金砖国家利益诉求如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推动多哈回合谈判、加强各领域官产学合作、建立新兴经济体平台等议题则排在国际事务之后。

　　倡议书还格外呼吁金砖国家“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应坚持开放透明、团结互助的原则”，并承诺每年举行一次类似的智库交流会，为金砖国家高级别领导人会晤铺路。

　　不只是智库方面的吹风。4月12日，印度外交部负责经济合作关系的秘书Manbir回复本报记者邮件称，“发生在利比亚和周边中东北非地区的事情有可能是此次三亚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最重要的议题。”Manbir同时透露，印度总理辛格（ManmohanSingh）率领的团队将重心放在四个点上，其中，“当下国际局势”位列最先，随后才是“国际经济金融事务、发展问题和金砖国家合作”。

　　金砖成色渐足

　　丰富的议题背后，显示出金砖峰会的“成色”越来越足。

　　2009年6月16日，“金砖四国”（BRIC）于俄罗斯叶卡捷琳堡首次举行领导人峰会，主题围绕的是国际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机构改革。

　　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杨鸿玺告诉本报记者，2009年的“金砖四国”峰会象征意义大过实质内容，纵观整个峰会过程基本上没有就具体问题作出规定，而是主要就一些原则和重大问题发表倡议性声明。

　　而且，即便峰会专注于讨论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改革，实际上“各国都心知肚明，目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抛弃美元是行不通的。” 杨鸿玺说。

　　时隔一年的第二次领导人会晤则掩映在比“金砖四国”峰会早两天举行的核安全峰会背后。在华盛顿参加完首次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参加的多边核安全会议后，四国领导人转道巴西进行金砖会晤，话题仍不改经济金融形势、国际金融机构改革。

　　“不过，第二次首脑峰会显示金砖四国从达成货币共识转向了峰会机制化，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中国人民大学发展中国家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彭刚说。

　　他认为，从最初的外长会议、财长会议到首脑峰会和高级别安全会议，意味着“金砖国家”已从一个松散的概念逐渐成为“能代表新兴经济体的现实组织”。

　　共同利益下的合作

　　第三次领导人峰会开幕前夕，南非总统祖玛和巴西政府先后对利比亚局势作出明确表态，希望卡扎菲能早日停火，中、印也不同程度表达对中东北非局势的关切并希望利比亚能够“和平解决”问题。

　　不过，Palit对本报记者分析称，那是因为这四个国家都对目前局势下可能导致的能源安全问题感到不安。“印度和中国一样，都是极度缺乏能源的国家，所以他们能在这方面达成共识。”他说。

　　在这些共识之外，许多观点仍然认为，金砖国家内部缺乏进一步合作的基石。

　　以中国和印度间的关系为例，曾在印度财政部工作十余年的经济学家Amitendu Palit博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虽然中国是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但复杂的边境划界问题始终困扰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提升。

　　“印度国内对中国的确有一些民族情绪，官方对中国的评价也只能说是中立的。”Palit告诉本报。

　　中俄方面的情况与中印也有一些相似之处，早在1996年，俄罗斯为巩固中、俄、印间的关系，提议成立一个三国论坛，解决三国间的领土安全问题并加强合作，但这个提议随后被束之高阁。至于巴西，除与中国有着较强的贸易联系外，和俄罗斯印度少有经济往来。

　　2010年年底，致力于敲开金砖四国大门的南非总统祖玛终于实现愿望，将“金砖四国”这一名称改写为“金砖国家”。不过，南非著名的经济学家、南非研究机构边境咨询（Frontier Advisory）首席执行官马丁·戴维斯（Martyne Davies）此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坦言，南非加入金砖国家的意义更多在于“提升南非自身的国家形象”。

　　彭刚指出，由于在金砖国家内部存在价值观差异、地缘政治冲突和贸易争端等摩擦因素，金砖国家间合作关系的牢固性极易受到影响。因此，“即使金砖国家峰会机制化，也不可能在任何问题上都保持一致，在某些情况下还可能存在激烈的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