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实习记者 李子木报道

　　4月4日，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百城价格指数对外公布了对100个城市的全样本调查数据，3月全国100个城市住宅平均价格为8738元/平方米，较上月上涨0.59%，其中82个城市价格环比上涨，2个城市与上月持平，16个城市环比下跌。涨跌幅在1%以内的城市数量共有74个。

　　分析人士指出，楼市成交量下降是价格下跌的前提，未来“稳中求降”的房价控制目标看起来并非遥不可及，但价格的实质性下跌依赖调控政策的持续落实与方法的科学化。

　　在需求解冻之时，地方发展模式的转换便是避免市场反弹的方法之一。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国际经济贸易学院薛彤教授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说：“房价调控的根结之一在于地方财政制度的改变。地方政府每年财政收入的大部分都是与房地产市场挂钩的，土地拍卖所得的收入就占地方收入的绝大部分。” 薛彤教授认为，持续调控房价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让地方政府发掘另一条生财之道。“这需要中央同地方政府长时间配合才能生效。”

　　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政府运用行政手段调控房价是在违背商业市场运作规律。

　　“在现阶段运用行政手段是无可厚非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叶春明教授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就该观点评论说。“这就好比是一个人在饿了很久后吃饭，虽然他之前体内流失了很多能量，但人的胃的大小是有限的。虽然他吃饱了，但他损失的热量并未完全恢复。此时就需要用其他方法补充他所损失的热量。” 叶春明教授以这个例子说明了我国房地产市场也是这样。在房价大幅畸形上涨后，需要用一定的强制性行政手段对其进行打压，在房价被压到一个“临界点”时，再采用其他手段对房价进行进一步压缩。“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调控还没有到达临界点，因此过早放弃行政调控手段是不明智的。”

　　对于未来的房地产市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总结了两句话，“中央政府的意图一是要建立一个以政府为主的保障房体系，二是以市场为主的多层次的商品住房体系。这里面文章就多了，以市场为主，价格管不管？管不管需求，搞不搞限购？”

　　裴长洪用一个例子说明了调控有时也可以“无为而治”。1962年，经历3年困难时期，物价上涨，国内市场只需要70亿的货币流通量，但当时却发行了130亿。解决这多出的60亿人民币便用到了“不管”的方法。当时的政府用外汇从国外进口了一批高级糖果，同时国内也生产了一些。政府将这些高级点心投入市场，同时不予以价格管制，在短时间内就回笼了60亿元人民币，市面物价也就平静了下来。“这个故事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你要管的时候不可能什么都管住，你只能管一块，放一块，才能真正管住。”

　　裴长洪认为：“北京市为什么这次房价目标受到赞扬，因为说了一个稳中有降，其实北京要降的是跟老百姓直接相关的新建普通商品住宅，容积率1以上，面积140平方米以下。多层次的商品住宅体系里面，既包含了降和管，也包含了放，不能够只管不放，也不能只降不升。对价格我们要有个理性的认识，升与降都是要对应不同的利益主体，不能笼统化、一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