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本报评论员 赵民望

　　世界上哪一个城市的经济繁荣、社会文明，是靠遴选居民并甄别出良莠后，再通过驱逐“治安高危人员”从而对良民进行保护来实现的？答案是否定的。然而，来自改革开放前沿、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深圳的消息却告诉我们：为保深圳大运会安全举行，深圳市公安局开展的“治安高危人员排查清理百日行动”，将要实现的就是这样一个目标。

　　深圳警方宣称在过去的100天里，共有8万余名“治安高危人员”已经被清出深圳。而进一步的动作中被驱逐的还将包括无正当职业者。从深圳警方发布的战果来看，仅是检查处罚的违规出租屋主就有2300多人，停业整顿、取缔黑网吧、旅业及其他场所1180多家。与此同时，全市共抓获犯罪嫌疑人6371人，破获刑事案件7679宗；治安拘留1731人、强制戒毒829人、抓获在逃人员921人。当然深圳市公安局出动的28.4万人次警力也是空前的。警方表示，虽然8万余名“治安高危人员”受到震慑离开深圳，但这还不是全部。接下来，深圳警方将继续对该群体进行严格监管。

　　深圳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也是流动人口最多的城市之。治理这样一个城市，最难的莫过于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对城市管理者来说，这是一个难题，需要有大智慧。可是，敢闯敢干的深圳似乎更倾向于化繁为简，将一个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处理。

　　反观警方宣布的阶段性成绩，我们发现深圳距离其所宣称的“幸福城市”相当遥远。原因是，“对深圳社会治安有现实或潜在威胁的人”大有人在，这些人如果不清除，不仅深圳的大运会没有安全保障，深圳居民的幸福也无从保证。于是，深圳警方就采取了行动，誓将“治安高危人员”清出深圳不可。

　　上述逻辑正是深圳官方所依靠的为了多数人利益的正义，更是深圳警方采取行动的依据。问题是，我们难以为这种行动鼓掌。

　　“治安高危人员”的定性没有法理依据，这是深圳必须首先面对的拷问。尽管深圳市公安局副局长申少保就警方对“治安高危人员”的界定作出了解释，但是这些人并非已经量刑的罪犯，也非犯罪嫌疑人，警方依据哪条法律做出了“驱除出境“的处罚？再说，又是谁授权警方可以对此类人员进行“定性”甄别？同时，深圳警方又如何在一个上千万城市人口中，区分出哪些是“对社会治安秩序和公共安全有现存或潜在危害的人群”？深圳警方并没有公布如何查找高危人员并一一驱逐的细节。

　　我们并不怀疑深圳的出发点，但是我们质疑深圳驱逐“治安高危人员”的后果，尤其是其对于公民基本权力发起的挑战。社会治安固然重要，然而，长治久安就必然牺牲社会正义？当无正当职业者的存在，成为深圳居民不能安居乐业的心腹之患时，这个改革创新之城是脆弱的，更是虚幻的。

　　——事实上的深圳果真如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