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通胀形势下的需求管理政策，包括坚决的加息、严格收缩银根和“土根”，这是抑制投资需求和政府开支的关键

　　【财新网】 (特约作者 陈勇)大部分市场机构认为，3月份CPI创新高在所难免。这给我们留下一个疑问：货币政策自2010年开始紧缩，准备金率至今已上调9次，利率上调4次，紧缩给经济带来了疲软迹象，这种情况下，通胀新高是如何产生的？

　　CPI继续上冲

　　通常认为，本轮通胀的核心原因有两个：货币超发和食品价格上涨。这种看法解释力不够：货币超发的问题，在边际意义上已经得到缓解，以货币供应M1和M2表示的宏观流动性已降至历史正常水平，但通胀似乎仍有上行压力；关于食品价格，按照蛛网模型，它的上涨总是有周期的，无论从时间长度和上涨幅度看，本轮食品价格总体处于上涨周期的后半段，然而食品价格未见明显下跌。

　　另一种看法从长期角度解释通胀，认为当前通胀处于这样的过程：中国跨入刘易斯拐点，劳动力成本将面临长期上涨；城市化加速，农产品相对(工业品)价格长期上涨。因此，中国高通胀可能是长期现象。

　　按照上述解释，对通胀形势的判断就容易找到依据，因为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也经历过这一过程。韩国的历史告诉我们，虽然经历过食品价格和劳动力成本的长期上涨，但通胀还是具有周期性(有涨就有跌)，因为食品价格和工资也呈周期性波动，只是波动幅度随着时间逐渐变小。

　　台湾通胀的经验是：工资变化决定了长期通胀中枢，食品价格影响CPI短期波动。台湾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经历了大约十年的劳动力价格快速上升，以至通胀水平长时间处于高位。不过期间通胀还是存在波动，它很大程度上由食品价格波动所引发。

　　套用台湾的经验，中国通胀中枢确实可能上移。中国扣除通胀后的实际工资增速长期处于12%-14%的水平，虽然最新的数据(至去年三季度)显示工资仍平稳增长，但未来工资增速进一步上升的可能性较大。食品价格短期还不会下降，农业种植的土地、人工和肥料成本都在上涨，猪肉价格还有补涨要求，在紧供给和弱美元条件下，国际粮食价格仍居高位。进一步地，食品价格向非食品价格传导、PPI向CPI的传导还在继续，通胀预期和通胀自我强化没有得到遏制，因此CPI进一步冲高的可能性较大。

　　政策有心无力？

　　虽然紧缩在持续，但通胀依然可能创新高，挨板子的自然就是政策了。是因为缺乏意愿吗？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将控通胀列为调控的首要任务，中东北非的局势动荡也说明，控通胀不仅于经济重要，而且于政治重要，因此无需怀疑控通胀的政策意愿。

　　政策太温和吗？如开篇所言，政策紧缩持续时间不短，力度似乎不小，毕竟已经出现了经济走软迹象，比如，采购经理指数持续处于同期历史低位，1月-2月水陆空运输量同比增速较低，一些重要行业的库存水平处于高位。

　　问题在政策调控思路。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控通胀五个方面的措施：控制流动性、扩大生产、流通体系建设、价格监管和补贴，但其作用并不明显。

　　控制流动性是控通胀的必要条件，但不是短期通胀下行的充分条件。流动性与通胀之间存在规律，即流动性水平(M1增速)上升(下降)，一段时间以后，通胀水平也出现上升(下降)，通常这个时间长度是9-12个月。然而这个规律如今被打破，M1增速自去年1月见顶以来，到现在已经14个月。原因可能是，虽然流动性在边际上收紧，但存量水平依然很高。

　　扩大生产属于供给管理政策，具有长期性。即使政策能快速化解导致供给短缺的制约因素，供给的扩大也需要一个生产周期，因此该政策对短期通胀无能为力。至于流通体系建设、价格监管和补贴，都属于控通胀的辅助政策，难以改变通胀趋势。

　　也就是说，这些政策对当前成本(供给)推动的通胀并不能产生直接效果。从经济转型的角度看，管理层愿意看到食品价格和工资上涨，至少短期不会对其进行控制。而能源原材料价格，要么和国际市场联动性较强，管理层无力干预，要么因为价格控制导致供给短缺，使得下游产品链上出现价格上涨。供给管理政策见效慢，需求管理政策目标模糊，当前政策没有对症下药。

　　需求管理

　　是药三分毒，通胀形势至此，政策需要作出权衡和决断。

　　当前的政策考虑大概有二：第一，专业机构预测通胀二季度(很有可能在6月份)将出现高点，根据这个判断，政策制定者现在只需要稳住，等二季度过去，通胀压力自然就减轻了。这大概可以解释为什么发改委不允许一些企业上半年调价。

　　这种考虑有刻舟求剑之嫌。专业机构在做长时间的通胀走势预测时，一般综合翘尾因素和新因素，翘尾因素仅仅是个计算问题，而对新因素的判断通常依据价格波动的历史规律，问题就出在这个历史规律，因为经济数据所反映的历史规律，是经济波动和政策反应相互作用的结果。政策反应往往遵循一种规则，即当某种不合意的经济波动发生时，政策需要作出恰当的反应以熨平波动。如果有波动而无相应的政策反应，所谓的历史规律就会失效，这在去年年底发生过一次(CPI环比大幅上升)。按照历史规律，春节后食品价格将经历一波下跌，如今却未跌，看来历史规律继续失效。越是政策消极等待历史规律实现，机构对通胀走势的预测就越不可靠。

　　当前政策的第二个考虑是，既然经济开始出现疲态，说明政策已经起作用，如果政策加码，可能会出现“经济下滑、通胀高企”的最坏局面。

　　控通胀总是要付出代价的。既然在短期需求管理政策最有效，当前通胀之弦绷得很紧时，政策能做的只能是调节需求。在最低层面上，是控制需求，避免需求成为刺激通胀的新因素，更现实的，是容忍需求下滑，打压过度需求，从而拉低通胀。

　　通胀处于一个正反馈过程，当前的政策权衡，不应在保增长与控通胀之间，而是“硬着陆”与“软着陆”之间。在通胀处关键期若政策不得力，进一步恶化的通胀将迫使出台更加严厉的紧缩政策，最终导致硬着陆的后果。同时保增长和控通胀无异于在刀刃上保持平衡，这种成功案例自改革开放以来没有出现过。

　　高通胀形势下的需求管理政策，包括坚决的加息、严格收缩银根和“土根”，这是抑制投资需求和政府开支的关键。紧缩导致的需求疲软，则是控通胀的代价，也是抑制通胀自我强化的关键。可以预期，需求疲软还将弱化刺激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中国因素，降低输入性通胀压力。

　　在战略意义上，中国的生产结构和需求结构仍在旧的模式上延续，要素稀缺程度进一步加剧，当前需要抑制不合理需求，进行必要的结构调整，为中国经济的下一次繁荣进行更多储备。作者为中国社科院金融所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