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颖军

　　济南市城乡建设委日前发布了3月份新建商品房市场的相关数据。统计显示，3月份济南市区新建商品房成交均价8203.35元/平方米，同比上涨8.47%，环比上涨7.37%。其中，作为“国八条”价格重点调控项目的住宅成交均价7615.49元/平方米，同比上涨 6.28%，环比上涨4.49%。

　　与价格温和上涨相对应的是成交量的大幅下跌。数据同时表明，3月份济南网签成交新建商品房3017套，208514.33平方米，同比下降26.51%，环比下降81.17%；其中，住宅网签1287套，面积141445.73平方米，同比下降 35.43%，环比下降85.40%。

　　这是济南市分别于今年1月21日和2月25日，连续制定下发了两个关于加强和改进房地产调控政策的文件也即明确“限购”政策及实施细则后，首次发布的房地产数据。量跌价稳，“限购”政策如同给高烧不止的楼市打了一针“的塞米松”，降温效果立现。

　　高烧止住了，并不等于说病就开始好转。楼市仍需下治本之药。

　　既然要下药，首先要弄清病因。

　　病因之一：房少了。这是最符合经济规律的一个原因。供求关系决定价格，供小于求，价格上扬；供大于求，价格下跌。亘古不变。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粮价上涨时，平抑粮价的最好办法就是投入储备粮。但房价飞涨时，我们的储备房呢？经适房？廉租房？公租房？政府两手空空，只得坐看房价飞涨而束手无策，奈何？再加上土地制度和最严厉的土地红线，小产权房没有容身之地，人多地少又是客观现实，于是，所谓的“刚性需求”就成了房价上涨的最好辩护词。

　　病因之二：钱多了。早在4万亿的投资刚刚见诸报端时，就有开发商朋友开玩笑：快买我的房子吧，这么多钱撒出来，钱还不毛了？流动性如江河泛滥之水，堤坝坚固，尚可收放自如。但其本性总想决口而出，于是楼市便成了最好的避风港。

　　病因之三：双轨制。中国的住房从来不是个经济问题，而是个政治问题。每逢群情激奋之时，总有不看火候的某某官员站出来添油加醋——— 我是副厅级，凭我的工资多少多少年也买不起一套房子。于是，便有看不下去的上级领导起来反驳：“是的，凭你的工资是买不起房，但是，你住到大街上去了吗？”一语道出话音背后的潜台词：总有些手中握有或大或小权力的部门、单位和个人，凭着各种或上得了台面或上不去台面的理由，打着团购、集资建房或者干脆就是经济适用房的名义，悄悄地把自己从“刚需”的队伍中解放出来。如果真的到了副厅级无房可住也无能力买房的地步，中国的住房问题早就不存在了。

　　“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所有关于刚性需求拉动房价，或者是高房价带动高地价、高地价推动高房价的争论，都是表面现象。“限购令”的见效之处在于短时间内遏制了投机购房，缓解了刚性需求，但要从根本上解决住房之困，一方面在于增加有效供给，另一方面在于解决市场解决不了的困难家庭的住房问题。

　　要想增加有效供给，就要充分调动开发商的积极性，价高者得也好，地王楼王也罢，只要公开透明，只要实现土地一级市场和住房市场的充分竞争，价格卖得再高又有何妨？对那些买不起房的困难家庭，尤其是那些刚刚走出校门、走出农村的年轻人，通过廉租房、公共租赁住房的形式，实现住有所居的梦想，切实担负起应由政府担负的责任，从而达到房地产市场的梯度供应、良性循环，又何必由地方政府制定不合实际的年度住房价格控制目标呢？约谈也好，撤职也罢，一个充分竞争的房地产市场又怎么能是地方政府一纸公文所能决定得了的呢？

　　所以，解决楼市的治本之策，不在于调控地王和土地财政，而在于公开土地出让金到底花在了什么了地方，是用在解决民生之困上还是用在“三公”消费上？一分一毫都有个明白的去处；不在于考察地方政府是不是出台了房价控制目标，而在于考察地方政府是否切实承担起了让困难家庭实现住有所居的责任。再进一步说，就是能否让低保家庭通过廉租房的形式，实现应保尽保；能否让中低等收入的“夹心层”通过公共租赁住房的形式解除终身“房奴”的后顾之忧。廉租房、公租房就是政府手中平抑房价的“储备粮”。手中有了弹药，化解房地产市场积累的泡沫，解决民生之困，都有了切实可行的办法，又何惧房地产市场出现大起大落，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平稳发展的心腹大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