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杰

　　514

　　2011-04-11

　　张耀杰

　　丁学良的新书《辩论“中国模式”》共分十一讲，据说是他小范围公共演讲的结集，所延续的是儒家的《论语》、基督教的《圣经》、伊斯兰教的《可兰经》所开创的伟大的口述笔录传统。侥幸的是，时代毕竟不同了。《论语》、《圣经》、《可兰经》都曾经是不可以被辩论的神圣经典；丁学良的《辩论“中国模式”》，至少在理论上是可以甲、乙双方平等辩论的公开出版物，尽管他与小范围的听众之间，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平等意识。

　　铁三角的中国模式

　　该书第一讲的标题是 “作为政治经济学概念的中国模式”，其中得出的重要结论是，中国模式概念与此前由外国人提出的“北京共识”以及“华盛顿共识”，不是在一个抽象层次上。“后二者更多是关注政策工具的选择，而中国模式是在政治经济学的层面上，来考察政府与经济、官僚界与工商界、国家政权与民间社会之间互动的关系。”

　　在该书第三讲 “中国模式的形成与内涵”中，丁学良给出的结论是，在21世纪前十年刚刚过去的时间点上，“我们目击、我们所亲身体验的中国模式已经基本形成”。这种中国模式的三大基本支点，是“核心的列宁主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控制系统，受政府支配的市场经济”。像这样的中国模式，是不具备普遍价值，也是不可以被输出、被复制的。“它是一个铁三角，少了任何一个支点都立足不稳。而如果你们想进口或者出口它整个的铁三角，那你们就必须把全部的成本代价作清楚的预算，否则就太不自量力了。”

　　该书的第五讲 “中国模式的绩效评价”，主要是对于“这个20多岁出点头的中国模式”的正面肯定：“如果我们站在中国国家政权的位置上，看中国模式在过去二十余年里做出的贡献，那它的头等功绩当然是保障了中国共产党之不被挑战的唯一执政党的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讲的“回应问题：中国的再崛起”中，丁学良巧妙地进行了概念切换：“虽然过去二十年里中国模式产生的绩效非常显著，但它不是史无前例、天下无双的。……中国过去二三十年的发展，是东亚模式的一个最新变种。”

　　这里所说的“绩效”，已经撇开铁三角的中国模式保障中国共产党之不被挑战的唯一执政党的地位的 “头等功绩”，变成了可以与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的“实际经济效果”划等号的铁一角的市场经济模式。这种在铁三角与铁一角之间玩魔术般花样翻新的概念转换及价值取舍，实际上是丁学良辩论中国模式的第一法宝。关于这一点，他在“前言”中表白说：“本书所讨论的问题，很多属于所谓的敏感问题。……我给自己言论自由制定的尺寸，是‘三个辣椒’。……我给读者诸君做的菜就是三个辣椒的档次，如果继续降级一路清淡下去，恐怕就会失掉必要的和有益的刺激性。等到诸位某日胃口都变得更加厚实强韧了，我再为大家提供四个乃至五个辣椒的服务项目。”

　　通读全书，这里的“三个辣椒”，就是关于铁三角的中国模式的相关辩论。书中更多的内容，其实是“继续降级一路清淡下去”的“一个辣椒”，也就是关于铁一角的市场经济模式的相关辩论。2010年12月17日，《南方周末》发表丁学良的长文《警惕中国模式的慢性病》，其中对于铁三角与铁一角之间的概念转换及价值取舍，另有更加直白的解释说明：“我讲的社会成本是广义的，至少包括三大块。一是发展过程中的公正问题；我暂不提人权怎样，单讲发展中的公平正义问题就够了。二是生态环境的恶化。三是发展的行政成本问题；我现在还不提更高的政治改革等方面的内容，这些要是再提上就更麻烦了。仅仅从这三个角度来讲，任何要向世界推广‘中国模式’的学者，都绕不过这道门槛——它们所代表的社会成本是那么的巨大。”

　　中国模式的内外交困

　　该书中最为精彩的“三个辣椒”部分，集中于第六讲的“中国模式的四大成本”和第七讲的“既有的中国模式内外交困”。《警惕中国模式的慢性病》，其实是这两讲主要内容的浓缩改写。丁学良认为，铁三角的中国模式延续二十余年后早已患上慢性病，面临着内外交困的结构性压力。

　　首先是“出口将长期堪忧”。在金融风暴前的五六年间，中国的出口额年增长幅度达25%。国民收入年增长率中，如果把出口对国内消费及投资连锁反应算进去，50%要归功于出口贸易的拉动。随着全球市场景气不再，发达国家大多陷入公共和私人的严重债务困境，中国模式的第一个GDP驱动轮，会遭遇越来越大的阻力。

　　其次是“投资饥渴症”，也就是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管理层，对扩大投资近乎疯狂的追求。这些浪费型的巨大投资造成的国有银行烂账和留下的公共财政空洞，最终将由存款人和纳税人承担。

　　其三是 “弱小的私人消费”。从1952年到2004年期间，中国民间私人消费的比重始终低于全球平均比重水平。而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吸取财源所占的比重，在52年的长时期里，只有两年例外，其余的50年里统统高于全球平均比重水平。这项国际比较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什么叫做 “国富民穷”。

　　其四是“维稳开支居高不下”。中国模式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学模型，中国模式的“铁三角”有一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控制体系”，它在深层全面支撑经济过程。中国模式在过去二十余年里，无论是在设计上，还是在操作上，还是在对设计和操作成果的验收上，都是依赖于一个支架，就是“稳定压倒一切”的大架构。在理清既有的中国模式运行成本时，各种维稳成本的提升阻碍既有中国模式的延续。

　　其五是“环保的巨大压力”。中国作为全球碳排放第一大国，一定会遭遇越来越大的压力。

　　针对铁三角的中国模式内外交困的结构性压力，丁学良建议说，回顾和反思中国30年来走过的路，我们既不能否认它的巨大成果，也不能抵赖产生这些成果的巨大代价。目前中国从上到下正在大讲“科学发展观”，只有把这两个 “巨大”都实事求是的放进去，才可能在中国下一阶段的发展中，创建良好的制度和政策，以不太长的时间，将前述的三大成本持续地降下来。若是，才会使中国的发展不但成为可持续的，也是人道的。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向世界推广“中国模式”了。

　　反述倒推的方法论

　　据丁学良在书中介绍，他在美国哈佛大学所学的专业，是非常宏观的现代化比较研究。谈到本书的方法论时，他主要采取的不是历史主义方法；而是“追溯路径的上游，反着时间的顺序”来进行描述分析的“反述的方式”。基于这种反述倒推的方法论，笔者在该书第十一讲找到这样一段结束语：“我们希望，从现在起几年之内，中国能够创造一个和平转型的记录，从既有的小众市场经济顺利转成为大众的市场经济。这个新的中国模式将是我们13亿中国公民的公共产品、公共财富。若是这样的话，面前正在展开的21世纪，将会变成我们中国全体民众的而不仅仅是中国政府官方的盛世。”

　　在该书的“编后记”中，另有这样的说明文字：“我们在编辑书稿时，力求在保持作者本意的基础上做一些必要的删改。例如，我们将丁先生的‘新中国模式’定义为‘大众的市场经济’。我们认为，让中国民众拥有参与市场经济的权利，分享市场经济的成果，应该不悖丁先生的初衷。”

　　书中把“既有的小众市场经济”等同于既有的中国模式，把“大众的市场经济”等同于和平转型之后的“新中国模式”；与第一讲中所说的“作为政治经济学概念的中国模式”，以及第六、第七讲所分析批判的铁三角的中国模式；是不一致的。这是丁学良继第五讲之后，又一次通过花样翻新的概念偷换及价值取舍，把“三个辣椒”的铁三角的中国模式，切换为“一个辣椒”的铁一角的市场经济模式。

　　在第八讲“中国模式的替代方案”中，丁学良指出，三十余年前，毛泽东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转向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也即从“大众平均亦贫困”，转向“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进而演变为特权参与市场交易，就是他所说的小众的市场经济。这种小众市场经济，主要体现为“国富民穷”、“官富民穷”和“城富乡穷”。从小众市场经济道路转变为大众的市场经济道路，才是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最重要的大轮子。

　　在第九讲 “中国模式更新换代的深层阻碍”中，丁学良给出的结论是，过去的二三十年，是中国的官僚体制恢复和发展的黄金时代，是中国社会全面官僚化的时代。克服从迄今的发展模式获益巨大的特殊利益集团之阻碍，是更新换代中国模式所面临的最困难的挑战。为此，他介绍了已经证明失败的三个办法，以及还没有在中国社会得到落实的“第四种办法”，也就是民主化改革。

　　为了降低和消解民主化改革的辣度，丁学良特别强调说：“我一直讲民主‘化’改革，而不用‘民主制度’，因为大家对民主制度往往有误解，一讲民主制度就以为要马上在中国本土成立几十个政党，搞选举，直接选出国家最高层领导班子，那是以后的高级制度状况。民主化改革是个渐进的过程，一些东西先来，一些东西后来。但不能老不改，守着现有的体制当救命稻草。”作为例证，书中介绍了印度尼西亚的民主化改革，说是“现代社会对付官员腐败最重要的两个工具，一是媒体透明，二是司法独立，如果这两个工具都是在官僚集团的统一控制之下，他们永远也不可能自砍手脚”。

　　在这一讲的“回应问题：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缺乏制约”中，丁学良列举了制约特殊利益集团的四种力量，第一是宪政民主的司法制度，第二是宪政民主的选举制度，第三是独立自由的媒体舆论，第四是全球化的国际竞争。在他看来，在铁三角的中国模式之下，“唯有国际化还能发挥较大的作用”。要想使发展政策、公共政策不至于在太多的时候被特殊利益集团绑架得太过分，只有坚决稳步地推动中国进入更多方面的国际竞争，这才是比较实事求是的思路，比较现实的选择。

　　书中关于中国模式的辩论，原本可以就此打住。但是，由国际竞争倒逼出来的“新中国模式”，显然不是丁学良所愿意承认和接受的。擅长于非常宏观的现代化比较研究的他，只好启用自己的第二个法宝，在所谓的“四处张望”中进一步实现概念转换及价值取舍，于是便有了“继续降级一路清淡下去”的第十、十一讲。

　　四处张望的价值理念

　　该书第十讲的标题是 “转变中国模式：向前看必须向外看和向后看”，其中一开始便引用老卡斯特罗的话说，古巴从1959年革命以后实行的那个经济制度“不管用”。不要说对外输出古巴模式，“它连在自己家里都持续不下去了”。

　　接下来，丁学良把眼光投向西欧北欧的理性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他认为，这种议会制度内合法斗争的社会主义，在西欧北欧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产生了重要和稳固的社会经济效果，是“中国模式要更新换代最重要的正面的观念来源、制度政策来源的第一类”。

　　丁学良向外看到的第二类正面启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美国、英国为首的战胜国，对于西德、日本的改造方案。“我们今天看到的‘大众’牌汽车这个商标，实际上‘大众型汽车’这个口号是纳粹德国时期提出来的，可是当年它的国内外政策并没有能够把这口号变成现实，而战后德国政治经济双重民主化的改革使它很快落实了。”与此同时，“收入倍增”计划也使日本这个战败国重新崛起，成为在全世界非白人的社会中间，能够最早进入人均高收入的发达国家行列。

　　按照丁学良的说法，中国模式的更新换代要“四处张望”，才能增加转型的顺畅，减少转型的代价。他向后看到的是1970年代末和1980年初，胡耀邦、习仲勋、万里、任仲夷、项南等在党政一线主持工作的中央级和省级负责干部，所具有的强烈的向中国人民还债的情结。从这些因遭受打压而宣告失败的政治人物身上，丁学良看到的显然不是正面启发，而是所谓的“道德资源”。在他看来，“模式转型的第一步是在价值理念上，第二步才是政策工具上的推陈出新”；“这种还债情结是最为宝贵的道德遗产，是我们发展模式转型的伦理高地。”

　　在全球化的地球村时代，丁学良四处张望的价值理念，并不是为人类共同体中每一个自然人及法人主体，所共同遵守的一系列共同价值观，尤其是最为核心的甲、乙双方以人为本、相互平等的契约文明价值观；而是曾经在胡耀邦等人身上所体现的很原始也很低级的“向老百姓还债”的价值观念。像这样欠钱还债的低级观念，在阿Q式自轻自贱、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的梦幻状态下，竟然被丁学良神圣化为“大地上的光”，以及“发展模式转型的伦理高地”；他所标榜的“一个辣椒”的铁一角的“新中国模式”的价值含金量，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第十一讲 “新中国模式的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中，丁学良一方面再次强调，“中国本土资本主义成长的最大限制就是中国的官僚体制，表现为官府以正式权力、官员以个人非正式权势对本土资本主义萌芽的过分压榨和过分限制”；与此同时，他依然在阿Q式自轻自贱、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的梦幻状态下，用“一个辣椒”的低级话语，描绘着根本没有现实路径和现实抓手的所谓“新中国模式”：“在未来不长的时间里，如果中国能够从小众市场经济走出来，过渡到大众的市场经济，从国际的视野来衡量，那将是一个了不起的自主选择，……假定中国的模式转型能够成功的话，这将是20～21世纪世界史上头一回，头一个在非战争时期、在本国政府自愿主导之下实行的一次走向大众的市场经济这个更公平、更有广泛社会支持的良性循环的发展模式。”

　　而在事实上，正如该书第二讲中所介绍，早在100多年前的1868年3月14日，日本明治天皇颁布的“五条御誓文”，已经超越了很原始也很低级的“向老百姓还债”之类的道德观念，从而明确表现出主动融入人类共同体的文明价值观。该誓文之四“应打破从来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之五“应求知识于世界”；就是最好的证明。中国既有的“核心的列宁主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控制系统，受政府支配的市场经济”的铁三角模式，要想真正地更新换代，唯一切实可行并且行之有效的路径选择，就是像举办2008年奥运会那样，以“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大同心态，谦虚谨慎地充分融入已经成为地球村的人类共同体；谦虚谨慎地全面接受并且认真遵守人类共同体中每一个自然人及法人主体，所共同遵守的一系列共同价值观，尤其是最为核心的甲、乙双方以人为本、相互平等的契约文明价值观。

　　丁学良之所以要在第十、十一讲中四处张望，最为直接的原因就是他对于人类共同价值的认识不清和游移不定。这种认识不清和游移不定，决定了他在浮光掠影、走马观花的四处张望中，常常看花了眼、看走了神。于是，他不仅在学术辩论中反复无常地从“三个辣椒”的铁三角的中国模式，切换到“一个辣椒”的铁一角的市场经济模式；而且总想沿着铁三角的中国模式的既定思维，在人类共同体的共同价值观之外，寻求一种阿Q式的自轻自贱、自欺欺人的“新中国模式”；甚至于不惜在第四讲中，主动提出“集中兵力跟美国海军的一小部分 （一两个特混舰队）打上一场”的战争建议。由此可知，丁学良在美国哈佛大学所学习的非常宏观的四处张望的现代化比较研究，既可以充实他的学术研究及价值判断，也同样可以败坏他的学术研究及价值判断。

　　来源：经济观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