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晨昱

　　 据报道，央行正再度酝酿出台金融控股公司管理办法，原则上不鼓励实业企业发起设立金控公司，并提升产业资本控股银行门槛。

　　 由于金融分业经营，金融机构禁入产业领域，产融结合呈现为大型企业集团向金融领域渗透的单向模式。近年来，这一趋势不断增强。初步估计，目前我国产业资本在银证保三个行业整体资本来源中占比为6%，其中在证券行业资本来源中已占到39%，在保险行业占21%，在银行业中为2.7%。

　　 历年来我国产业资本进入金融的方式、领域和效果，可分为三类：一是服务主业型。在产业集团业务发展过程中，为了提高资金运作效率、降低交易成本设立财务公司，或通过设立消费金融公司向上下游提供金融服务延长企业产业链来促销。二是逐利型。中国金融业处于高成长阶段，行业利润明显高于社会平均利润。如近几年上市银行的ROE普遍达到15%以上。一些较为稳健的产业集团通过投资金融业提升集团的整体利润水平。三是盲目型和投机型。一些产业资本涉足金融比较盲目，更多的是跟风模仿甚至存有投机冒险和利益输送心态。

　　 产业进入金融有其合理性，是经济和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不少产业集团投资金融业具有盲目性、随意性和不成熟性，蕴藏很多风险。

　　 一是产业投资金融的资金链条有可能断裂。缓解资金压力，争取从金融机构获得更多的信贷支持依然是目前不少产业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主要因素。在其资本运作中，利用其控股的金融机构，构建从资本市场—银行信贷—产业股权投资的循环“资金链”，以商业银行大股东的地位轻易获取银行巨额贷款和授信；以上市公司股权抵押贷款，以金融机构的资金来充实自己的现金流等等。然而产业与金融业毕竟性质不同，金融业对资本的要求很高，随着业务的快速扩张，动态大额的资本补充成为常态。由于实体产业与金融业具有较强的顺周期性，金融机构资本紧缺时也是产业集团最缺钱的时候，一旦产业整合的速度无法跟上金融业发展的速度时，该经营发展模式会使得企业资金链条紧张甚至断裂，在遭遇外部冲击时将酿成很大的金融风险。

　　 二是产业可能低估金融业的潜在风险。与发达国家金融业已经进入增长趋缓、盈利不高的成熟期不同，中国金融业正处在上升周期，总体来看“赚钱”比较容易。但对于金融业蕴含的高风险，以及对专业管理和风险控制的高要求和高难度，不少产业集团明显估计不足。另外由于金融机构尤其银行关乎社会稳定，因此一些产业集团认为即使亏损甚至面临倒闭，也会得到政府的隐性担保。这都可能导致产业集团控制的金融机构有高杠杆、过度投资等冒险倾向。而金融业事实上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一旦出现问题，会导致金融风险向产业蔓延，甚至有可能引发全局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日本，产融结合的大企业从主银行借贷大量资金，由于政府几乎不会让主银行破产，助长了过度借贷行为，企业广泛参与房地产投资和股票投资，使金融风险加剧，最终导致了经济泡沫的膨胀和破裂。

　　 三是内部控制和关联交易可能引发风险的交叉传染。产融结合往往伴随着内部关联交易，可能通过对下属金融机构的控制来对实业子公司的一些冒险行为进行支持，甚至出现“补窟窿”的现象。虽然问题能暂时掩盖甚至缓解，但风险不断积聚，一旦某个子公司或环节出现问题，就容易产生连锁反应，从而影响整个集团的整体流动性甚至破产倒闭。

　　 尽管发达国家产融结合比较普遍，但产业资本以股权投资方式直接进入金融业的情况不多，而是通过投资专业基金的方式间接进入，可防止产业资本对金融机构运营产生直接影响。如花旗、摩根大通、高盛、汇丰、德意志、UBS的股权结构中，共同基金、养老金、对冲基金、资产管理公司等基金类的持股占比居主导地位，产业集团直接投资股权占比最高的为汇丰，份额也仅1.1％。此外，西方国家产业集团进入金融业的具体领域中，很少有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等全面开花的情况，往往还是进入与主要股东的主营业务有显著协同效应的领域。在美国，产业资本向银行业渗透，即使是为产业服务，仍受到较为严格的限制。如沃尔玛设立零售银行的计划屡遭美国金融监管部门否决，目前还只能通过与银行合作来拓展金融业务。

　　 在我国，由于没有明确的监管部门，无专门的法规，甚至没有统计，导致产业集团进入金融业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个案处理”累积的结果就渐成无章可循的“非理性繁荣”。 针对当前中国产融结合的现状，应考虑产业集团本身资本实力、主业经营状况、投资金融目的、与进入金融领域的相关度、该领域的风险状况等因素，对产融结合实行分类管理、区别对待，制定统一法规，并明确监管职责。其一，对于大型企业集团从事旨在提高资金运作效率，促进相关产业链或产业集群发展的金融业务，应加以鼓励。其二，适度限制财务投资性质的产融结合。对企业集团设立资本充足率要求。设定产业投资金融最高比例。其三，严格限制产业集团控股金融企业。对控股金融企业的产业集团设置资产负债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