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商、写诗、登山，黄怒波现在的生活和事业很光鲜很美好，可是这些让别人羡慕的一切来得并不容易。与很多经历磨难终成大业的人一样，黄怒波也曾饱受艰辛挫败。在他两岁时，父亲被打为“右派分子”而自杀，13岁时，母亲因煤气中毒而去世。16岁的时候，他面对黄河将原名“黄玉平”改为“黄怒波”。直到文革结束他的命运才迎来转机，1977年，21岁的黄怒波从插队的宁夏农村考入北大中文系，29岁就成为中宣部干部局处长。在仕途起步之时，黄怒波却又大胆下海。为了积累第一桶金，黄怒波倒卖过复印机、玩具娃娃，后来依靠做房地产收获了“第一桶金”。有了第一桶金垫底，黄怒波开始了旅游地产的试验，第一步他投资了400万元开发安徽黟县宏村旅游。

　　权静：您说过做旅游地产一定要拿到独特的，不可复制的旅游资源，到底中坤凭什么能拿到这些独特的资源？

　　黄怒波：第一个因素是一个偶然因素，诗人情结。第一个就是宏村，宏村当年我是在中央讲师团的时候，85年在那儿见了一场，我去宏村待过，我在讲师团教古代汉语，给大专教了一年。但是我从诗人的角度看这个村子太美了，八百年了。别人看着破旧，我看出了它古代的韵味出来了，后来做企业的时候当年找到我，我一口就答应了，但我所有的团队没有一个人同意，他们说这哪儿挣得着钱。对我来说，第一个本能，这种稀缺资源不会再有了。第二个本能，我要不保护它就没了，你挣钱干嘛？其实当时也没多少钱，就这么把它做了。第二个，我有一个标杆模式，我所有的地方，大多数人都找中坤，很简单跟我一谈判，去到宏村看看，带着他们的团队一去看，回来说他行，就给他了。以至于到后来就成为了一个模式，大家一讲古村落的保护开发，都想到找中坤，因为这是有名的。

　　权静：除了您个人的眼光和成功的模式之外，是不是跟地方政府的关系也非常重要？

　　黄怒波：当然重要，对我来说我认为最重要不是跟地方政府的关系，我们这么多年是跟老百姓的关系，比如说宏村，最早签的门票，他们说一年给我17万，我们先交一笔保底数，然后你每年递增5%，我一看也行，其实他们现在告诉我，他们当年才7万块钱的门票收入，他们特搞笑，北京来这么一个傻子，要17万就给17万。但我们做到第三年、第四年，已经到了400万门票，老百姓眼睛就红了，政府眼睛也红了。

　　权静：你当初给的太少了。

　　黄怒波：说你这个不行啊，挣这么多给我们这么点，就开始矛盾了。我说可以修改，按说不应该修改协议，当初你不知道我的风险，我可能什么钱都没了呢？你挣着钱了。但是你反过来想，你让老百姓挣不着大钱，你挣大钱，你也别想好好挣钱。再一个，人家祖祖辈辈的产业，我们就有点文化，有点外来的眼光，还是拿人家的资源，一度让到40%给政府。你想不到40%的门票给政府和老百姓，大家都想不到，但是我心想我给你让你10%几，你明年还不是跟我打吗，我一下子让到底线，让到别人在那儿接了，别的企业来也不过如此，他们也很感动，从此就风平浪静。就是说你要把你以后的利益一定要跟村民结合起来你才安全，跟政府不行。很多人会跟政府搞地，靠政府强势压，第一，这个东西不是中坤的本意，我们不就成了奸商了吗？依靠政府。第二，他们不懂，你强压没解决问题，你没跟村民的关系没解决掉，所以你做一个项目旅游地产，我对海南讲过，一定不能忘了原重点，你全把海外的大投资商进来，大酒店起来了，原住民在你们村那么穷，只能给你拣垃圾，当警卫，这个社会能稳定吗？所以一定要考虑到旅游地产，考虑跟当地老百姓共同受益。

　　权静：核心是要让利，舍才能得。

　　黄怒波：我们现在提出一个口号，“投资一个项目，造福一方”，这个背后有自私的利益，只有造福一方我才能赚钱。

　　权静：这是有舍才有得。

　　黄怒波：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