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 记者 胡洁 27岁的香港青年小高随着移民的祖父母来到澳大利亚读书和工作，但每每遇到来自中国内地的同学，他总强调自己是“香港人”；而遇到外国的同学时，他则更愿意称自己为“中国人”。

　　是中国人还是香港人？自由选择的答案，显然并不仅仅是这一位香港人的困惑。当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深提出“在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投资等方面，以自愿为原则，考虑给予港人以国民待遇”时，在两地引发了一场关于香港国民待遇、公民身份的讨论。

　　“非”国民待遇

　　虽然深圳河上的入境关口一如既往，但河两岸的人才、贸易双向交流却是畅通无阻。只是，偶见报端的演艺界、体育界等明星人物领取香港身份证，总不免引起人们的侧目。

　　蔡冠深说，越来越多的香港人认识到，“一国“是香港回归后的新优势，是香港未来发展的根基所在；“两制”不是鸿沟，而是包括“两制”之间互相借鉴、优势互补、紧密合作、共同发展。

　　根据2010年的一项民意调查，香港新生代对国家充满信心和自豪感。其中，96%的中小学生认同“我是中国人”，这是首次超越“我是香港人”的认同百分比，是香港回归以来的最高点。

　　尽管香港人护照的国籍一栏，明确标注的是“中国（香港特区）”，但香港人在内地接受的是“外国人礼遇”。无论是从身份管理，还是商业投资，香港的标准与内地民众的国民待遇迥异。

　　一位熟悉两地商业事务和税务咨询的人士表示，香港在内地投资必须严格遵循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某些敏感行业如通信、传媒等则一直“大门紧闭”。他指出，即便是取消了“超国民待遇“的公司税，在个人税等方面香港人仍享有多方面的优惠，“个税中，4800元的标准费用扣除额远高于内地民众2000元的标准，而其他某些实报实销的项目仍然存在。”

　　内外有别的税收制度源于改革开放初期，但在30年过后中国已经过了“以技术换市场”的阶段，“超国民待遇”的企业税制争议颇多。因此，自2010年12月1日起，我国统一了内外资企业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制度，对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及外籍个人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

　　不过，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商业中心刘方认为，随着两地合作交往的深入，希望进入内地更广泛领域的香港商人如果能获得内地的身份，将在外商特权减少的情况下得到“均等化”的权利。而他特别提到，曾接触一批六七十岁老人，因为历史原因在内地工作多年，如今更希望回内地养老领取相应的退休金。

　　“在内地的港人往往不能参与当地社会保障体系，因而在医疗、养老、工商、事业等领域欠缺保障机制。除投资等商业活动外，在内地工作港人的社会福利配套政策有待进一步完善。”蔡冠深如此表述自己的提案初衷，即促进香港人心回归。

　　多重公民身份

　　“原则上讲，国民待遇是个错误的命题，这是一个国家给外国人享受的权利。香港的问题是，如何从习惯的单一公民身份体系融到多重公民身份体系。”刘方认为，从国家层面来讲，公民身份的多元性将是解决一国两制和两岸问题的前提。

　　事实上，根据香港《文汇报》2月22日报道，政协委员蔡冠深此前曾提出“建议港人可以有选择申请内地身份证或护照”，但随即引起政商界的热议。而蔡冠深此后对记者强调，在正式提案中，建议是“以自愿为原则，考虑给予港人以国民待遇”。

　　稍许变动的是从身份证向国民待遇的表述，不变的是有选择性与自愿原则。这其间的变与不变，正显现了某些讨论与争议。身份的转换，带来的是权利与待遇的赋予，义务又将如何承担呢？相应地，在港内地人是否也应该获得更多的“准入”政策呢？

　　一位在内地生活9年的香港律师则表示，以香港人身份在内地工作生活，虽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但仍可互相理解。“子女教育问题，买房问题等可能会让人有些烦恼，但香港护照出国出差方便”，他说，身边像他一样长期生活在内地的香港人越来越多，但朋友们“一般并没有特别理由和想法去申请内地身份”。

　　全国人大代表、香港工会联合会理事长黄国建说，从他的接触和调查来看，目前放弃香港身份主要出自经商方面的原因。他认为，“拿了内地身份证，有权利当然也有义务。这其中涉及很多问题，比如服兵役，参政议政等。具体说，若拿了内地身份证，很多时候你还是在香港生活，那么你以内地民众还是香港市民的身份在香港参与政治和社会活动呢？这就是涉及到一国两制的大问题了。”

　　至于内地二元的户籍制度，城乡户口的不同及对外来人口的管理办法，可能是香港人身份改变融合后的又一潜在问题。

　　而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商业中心刘方更认为，“一国两制下”两地融合是必然趋势，两地公民权利也趋于均等化，以身份转换或是国民待遇的方式虽可以做出某些政策上的转变，但并不能从制度的根本上改变未来融合将出现的问题，“若允许身份上出现多元性的选择，应是不错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