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王继高

　　“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中国经济能否保持平稳、较快地发展？能不能为“十二五”规划打下一个良好的开局？在3月21日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1”年会上，来自海外的两位重量级嘉宾——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思和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摩根士丹利公司（亚洲）非执行主席史蒂芬·罗奇围绕“十二五规划与宏观经济政策”发表了他们的看法。

　　迈克尔·斯宾思：中国应尽快转变发展方式

　　“中国的‘十二五’规划并不是过去意义上的计划，事实上中国已经进入了市场经济，市场扮演的角色或者作用也越来越大。与其说这是一个规划，还不如说是一系列政策的组合，而且这些政策都是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斯宾思说，“十二五”规划涉及到中国五个基本的转变，虽然这些“转变”在此前的“五年计划”中也提到过，但现在更具紧迫性。

　　斯宾思所说的五个基本转变分别是：一、改变增长的模式，供应方面的结构使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在全球市场的份额也已经变得足够大，扩张的步伐没有之前那么快了，经济体增长未来可能出现下降的趋势；二、对需求的再平衡，尤其是从投资和出口转向国内需求；三、适应不断快速城市化的人口结构，保证有足够的激励措施，让过程变得尽可能地有效；四、建立足够的社会基础设施，尤其特别强调机会的均等；五、担任与中国实力相符的国际职责，包括在稳定增长和可持续方面以及处理气候变化等问题上。

　　实现上述转变，中国应该做些什么？斯宾思的答案是，首先对传统部门劳动密集型企业进行调整。

　　“他们过去为增长做出了贡献，现在逐渐丧失竞争力，很多劳动性密集型企业为降低生产成本需要向内地转移，同时进行结构调整，向价值链的高端前进。”斯宾思认为，在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调整有个有利的机制，就是人民币汇率，它能给储蓄和金融中介带来更多的选择，同时给股本和信用市场带来更高的效率。“不管是出口还是制造部门，虽然会逐渐走向内地，但最终增长速度会放缓，并且会转移到国外去，所以必然要被替代，尤其要被大型服务性行业所替代。”斯宾思说。

　　“在户口体系方面，一些（政策）也需要取消。”斯宾思说，农村移民最终要成为拥有完全身份的城市市民。在这个体系中，有很多相互关联的部分需要取得进展，一方面需要国内需求不断上升，金融行业在供应方面做出更多的回应，城市和社会的基础设施也需要建立起来，以支持这个进程；同时还需要有足够的社会激励机制让人们做出正确的选择，并且带来有序的进程；随着私营部门的不断扩大，也需要建立相应的法律架构和政策来支持竞争，包括市场的准入和退出，知识产权以及社会保障网。

　　斯宾斯说，中国是一个大而复杂的经济体，有不同层级的政府，他们的表现会起到关键的作用。因此，需要特别强调经济和社会目标的融合，同时，设置足够或者适当的激励措施。

　　他建议加大对公共部门投资，但“这需要有足够的社会回报率，国有企业的收入进行再投资也必须要接受同样的、高回报的标准检验，不然它的增长最终会慢下来。”

　　史蒂芬·罗奇：治理通胀仅靠提高利率还不够

　　“中国通货膨胀大部分来自于农业方面，政府通过提高利率的方法，不可能长久解决通货膨胀。”罗奇建议，要特别要关注农产品价格的变动和外部市场的影响。

　　目前，中国正面临着内部通胀和外部需求疲软的双重风险。罗奇说，中国今年的通货膨胀率有过高的趋势，而治理通胀紧靠提高利率是不够的，但短期提高利率对抑制通胀作用十分有限。

　　在他看来，经济增长转向国内需求支撑尤其迫切。“外部市场——美国、欧洲、日本个人消费增长也很有限，对于中国的出口也是一个挑战。在外部需求疲软的情况下，必须把重点转到内部的需求。”罗奇认为，在“十二五”的需求当中，中国的消费者或将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以促进中国经济增长。

　　罗奇说，在主要经济体当中，中国的个人收入在ＧＤＰ中的比例是非常低的，提高个人收入在ＧＤＰ当中所占的比例，把个人收入在未来转化为实际增加的购买力，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服务业在提高劳动收入、创造就业方面具有关键作用，但中国还是一个服务业比较小的国家，只占到的ＧＤＰ的40％，全球平均水平为50％以上。罗奇认为，中国的ＧＤＰ增长相比其他亚洲经济体是最高的，但是就业增长方面比较低。因为中国有一个出口和制造业为主的驱动模式，绝大多数的制造业都是资本替代型。

　　“十二五”规划中，服务业的占比要提高4—5％，中国面临如何把服务业进一步培育做大的问题。罗奇认为，中国“十二五”规划提及发展批发零售业、物流业、交通、医疗保健等服务产业，和其他知识密集型产业相比，需要进行大量的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