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3月16日上午，日本里氏9.0级地震及其引发海啸等灾难已经导致3676人死亡，7558人失踪，而随着黄金救援72小时时间过去，失踪者生还的可能性更加渺茫。除此之外，不断发酵的核电站爆炸以及核泄漏危机正伴随着恐慌蔓延到日本、东亚乃至整个世界。

　　可以说，日本正在承受的灾难，是人类文明在21世纪遭遇的一次劫难，而日本（包括其政府、民间社会组织以及国民个体）在此次地震灾难中的表现，则是人类文明面对世纪之劫交出的一份答卷。虽然这份答卷究竟能打多少分尚不知晓，但是日本的表现，应该说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与灾难和救援报道几乎同时进行的，是对比日本表现：提前十秒钟并被迅速传播的地震预警、政府应对灾难相对及时有效，民众面对灾难和悲剧的某种“淡定从容”与不屈心态，传媒的理性与克制，以及各种彰显文明修养的细节。总之，我们看到的是，即便是有史以来日本经历的最大一次地震，巨大到可能摧毁整个文明体，这个社会在按照既定的防震抗灾体制有条不紊运作，并且在细微处保持着人性尊严。

　　所有这些，都值得借鉴学习。当然，作为饱尝地震、海啸、台风、火山喷发之苦自然灾难频发的国家，日本最后居于世界发达国家前列，与其民族性格不无关联。但是，必须考虑到，如果仅仅把事情归结到某个民族本性，一者会掩盖事实真相，更会导致一种所谓“反向式犬儒”的论调：既然我们在民族性上无论如何不可能做到像日本一样守秩序、有文明、有修养，那么，无论怎么努力，当面对灾难的时候，都只能去承受比他们大得多的损失。

　　可实际上，罗马从来不是一天建成的，日本的所谓国民性也不是。回顾几次日本对于地震灾难的应对，不难发现“国民性”背后，其实有社会制度的变迁在发力，实际上，如果没有这些因素，即便日本具有超强的学习能力，也未必能够一次次从灾难中站起来，一次次改进自己的应对之策。

　　不算此次地震，百多年时间中，日本遭遇最悲惨的自然灾难是1923年关东地区的强烈地震，东京、神奈川等地共15万人丧生，200多万人无家可归。关东大震灾深深影响了日本防灾工作。在那之后，日本特别注意城市避难场所的设置、河川公园防火带的建设、各社区防灾据点的规划等，并且逐步形成了比较健全和完善的防灾法制体系。

　　不过事情还存在另一面。遭遇关东地震之时的日本，正处于军国主义思想盛行的帝国主义阶段，为应对危机，当时的统治者煽动民族情绪，通过污蔑、迫害其他民族以转移民众情绪，并借灾难加强集权控制、拘捕杀害异见人士、消弭不同声音。让整个国家更加法西斯化，并最终让日本滑入战争泥沼，给整个人类造成伤害，而日本民族也为此付出了较地震更惨重的代价。

　　所以，日本之所以能在灾难中再次站起来，能充分汲取各种经验教训，提高应对水平，最大限度减少生命财产损失，根本原因更在于这个国家二战后进行了社会转型，逐步建立、健全了现代社会体制和其他系列制度，在于日本民众的意见能够自由表达，在于日本执政者能感受到民众对其的压力，并且必须对此有所回应，有所改变。这次日本政府应对灾难效率的提高，与其在1995年阪神地震时因体制僵化导致政府救援行动并未及时展开而遭受巨大压力下不无关系。而核泄漏之所以没有引起社会不可控制的恐慌，除了国民性之别，更和信息及时全面披露相关。

　　对比当年的切尔诺贝利核电事故，我们不难看到，健全完善的社会制度能够将灾难危机化解到最小。

　　国民性背后制度因素常常被忽视。可实际上，没有良好的制度作支撑，再好的国民性也很难保持、塑造成型。而不让民众对政府施加压力，不给民众自由批评政府的权利和空间，也不会有政府和整个社会的真正进步。

　　正像温家宝同志在本次两会闭幕之时又一次强调的，必须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让民众看到其诉求与政府的互动，看到政府的改变，如此，才能有一种直面灾难的理性、淡定同时积极互助他人乃至慷慨献身的国民性，去迎接注定还会发生的灾难。如此，这种国民性，才不会仅仅只属于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