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报讯 (记者 张涵)“中国城镇的发展要按规划进行，要落实最严格的节约土地制度，不要在农民的土地上打主意。”在昨日召开的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就农村人口转居问题表态称，单纯为了增加城镇的建设用地指标而到农村去“拆村并居”，违背了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后患无穷。

　　陈锡文在会议上重申了中国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并明确指出，有些地方推进此项改革的目的是为了从农村挖取更多的城镇建设用地，动机不纯，必然走偏方向。“例如，有些地方热衷于通过‘拆村并居’把农村节约的建设用地用于城镇建设，表面看似乎没有占用耕地，但实际上却通过指标置换的方式大量占用了城市近郊最好的耕地。”

　　陈锡文称，这种做法会造成两方面的严重后果，一是擅自扩大建设用地规模，严重干扰了国家的宏观调控。二是由于“拆村并居”只是把农村的建设用地指标置换进了城，农民仍然被留在乡村，而过去利用村边地头宅院等可以种菜养鸡以贴补家用的条件没有了，收入没有增长支出却明显增加。同时，由于原来的村庄组织结构被打乱，在土地所有权、村民管理等方面也易引发新的矛盾。

　　这是农村人口转居的话题在本次政协会议上第二次被正式提出。在本月5日的记者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常委、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就曾表示，城镇化进程中必然涉及土地空间扩展，而城市化道路受到18亿亩耕地红线限制。因此一些地方出现大拆大建，还提出“三年大拆大建大变样”，目的就是在原有的土地上进行拆迁，腾出新的土地用于商业开发，而农村的旧村改造中，确实也出现一些农民“被上楼”的情况。

　　陈锡文昨日就此建议，大力发展农民自己的合作组织，为家庭经营创造更加适宜的社会条件，“不愿在这方面花大力气，下苦功夫，以为兴办资本主导型的雇工农场更为省事，实际上是迫使农民或离开土地，或变为雇农”。他建议，应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和发展农产品加工、营销，为家庭经营的农业提供社会化服务；不应鼓励社会资本与农民争夺有限的耕地，动摇农户的经营主体地位。

　　据媒体报道，目前全国有20多个省市正在进行农民“被上楼”的行动，“有的地方突破指标范围，甚至无指标而‘挂钩’，违背农民意愿，强拆民居拿走宅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