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邓全伦 发自重庆

　　林凌放下电话，开怀大笑，兴奋得在屋子里来回踱步。

　　这是一个他期盼已久的消息：3月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 《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

　　目前，国家发改委正在根据国务院审议意见对成渝经济区的发展规划进行修改完善，经过修改完善以后，国务院最终将批复该规划。

　　林凌，四川省社科院学术顾问、原副院长，一直致力于川渝区域经济研究，是成渝经济区的首倡者。“多年花开，终于等来瓜熟蒂落。”林凌表示，成渝经济区的获批将从体制上加快成渝经济一体化进程，打破以往的行政区域界限。

　　事实上，成渝经济一体化并不是一个新话题，多年来，这一说法就不绝于耳，但过去的讨论基本上都停留在学界和商界，甚少来自政府层面、尤其是中央政府层面的行动。

　　这更多地囿于，1997年重庆直辖导致川渝行政分家之后的行政壁垒的阻碍。成渝之间长期以来明争暗斗没有停止过。

　　而成渝经济区的落地，终于让这对“欢喜冤家”坐到了一条板凳上。“成渝经济区的发展关键在于破除体制壁垒，建立利益均分机制。”85岁的林凌坚信中央在这些方面将有配套措施和政策支持。

　　14年的梦想

　　“成渝经济区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林凌称在成渝两地设立经济区的思路，其实早在14年前川渝分治时已萌芽。

　　1997年，重庆成为中央直辖市。林凌记得，当时四川学术界就已在思考，川渝两地在行政区划上分开后，经济社会如何发展协调的问题。那一年，他在完成《成都平原经济区发展规划纲要》课题时指出，“成都与重庆必须合作，建立以重庆和成都为两极的长江上游经济圈。”

　　随后在“十五”计划纲要里，四川、重庆在长江上游经济带开发的主体地位得以确定。2001年，成都市领导赴渝签订了《重庆—成都经济合作会谈纪要》，提出携手打造“成渝经济走廊”。

　　2003年，受国家发改委委托，中科院在完成的《西部开发重点区域规划研究》中提出，“成渝经济带”在未来5-10年内要成为“中国西部最大的双核城市群”、“西部大开发的最大战略支撑点”。

　　同一年，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亦通过研究报告建议加快整合成渝地区，“使成都、重庆两大增长极转化整合成一条巨大的增长轴”。

　　成渝经济区概念的首次提出，则起于2004年。当年，国务院西部开发办规划组在 《中国西部大开发中重点经济带研究》中指出：“长江上游经济带的空间布局特征是‘蝌蚪型经济带’，区域中心是成渝经济区。”

　　同年2月，四川省和重庆市在成都签署 《关于加强川渝经济社会领域合作共谋长江上游经济区发展的框架协议》和交通、旅游、农业、公安、文化、广播电视6个方面的具体协议，标志着川渝合作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2005年9月，四川省社科院联合重庆社科院、重庆工商大学完成国家发改委“十一五”规划课题《共建繁荣：成渝经济区发展思路研究》。林凌是该课题的牵头者之一。他称这是对成渝经济区开展的第一次专题研究。

　　2006年，成渝经济区终于进入国家战略视野—国家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出台，明确提出建设成渝经济区。随后，有关成渝经济区的规划编制工作逐步启动。

　　在川渝两地组织调研，并多次举行座谈会征求各方意见后，2010年7月，国家发改委《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编制完毕，从国家层面明确了成渝经济区的功能定位、总体布局和发展目标。12月，经国家发改委主任办公会审议通过，上报国务院审批。

　　3个月后，规划获得国务院原则通过。成渝经济区的发展真正上升为国家战略。

　　成渝博弈

　　重庆市发改委主任杨庆育，是成渝经济区规划的直接参与者。3月2日，正在北京参加全国“两会”的他，于会议间隙兴奋地向重庆媒体宣布了成渝经济区规划获国务院原则通过的消息。

　　他表示规划内容非常具体，重庆未来的发展梦想，全都写进了规划。但他坦言，成渝经济区规划的编制极为不易，2009年以来他曾先后进京20多趟。

　　杨庆育频繁进京的背后，正是川渝两地在成渝经济区规划上的利益博弈。

　　据重庆市社科院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勇透露，在做“十一五”规划时，国家发改委就曾有意将成渝经济区纳入，但最终落选，其后成渝经济区规划编制也进展缓慢。这一尴尬在于，四川省、重庆市两地政府之间的争议和分歧不断。

　　最初双方因究竟是应该叫“成渝经济区”还是“渝蓉经济区”而争论不休，最后的解决方式是“川渝共建成渝经济区”。而这仅仅是一个表象。

　　其实，双方都希望在成渝经济区规划中更多地体现自己的利益：如核心之争，即以成渝两个特大城市为依托建立“双核”经济区，还是以重庆为依托建立“单核”经济区；还有范围之争，重庆希望全域纳入成渝经济区，而四川则希望将攀西地区装进去。

　　“国家发改委在规划经济区时，不希望将区域划得很大。经过川渝两地的多次争取，才形成目前的范围。这是中间方案，不是太大也不是太小。”李勇说。

　　据规划方案，成渝经济区范围包括四川省15个地市和重庆市31个区县，区域面积20.6万平方公里。

　　事实上，1997年川渝行政分家后，两地的明争暗斗从未停止过。

　　1997年，四川省交通厅为控股公司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公司在香港H股上市考虑，单方面将成渝高速四川段收费提高60%，重庆段也不得不提价，致使成渝高速通行费居全国之首。

　　重庆直辖之后，四川汽车工业几近消失，但它不是着眼于培养汽车配套企业，而是独立搞起了“川汽”和引进丰田。而重庆长安集团近300家配套企业中，极少有来自四川的。

　　重庆大学教授蒲勇健近年来一直关注两地的发展。他认为川渝博弈，主要体现在重庆和成都两座特大城市之间：双方角力综合交通枢纽、争锋西部金融中心，都将IT、汽车等产业作为发展重点……

　　在蒲勇健看来，成渝两地经济实力相差不大，都想通过资源的争夺和扩张成为区域内的“龙头老大”。

　　即使在成渝经济区规划破茧欲出之时，双方仍“暗战”不已：2010年重庆率先将“两江新区”上升为国家战略后，成都作出反应，积极向国家申报“天府新区”；成渝还在笔记本电脑产业招商中交火，发生“PPT抄袭”事件（见本报第96期封面文章《成渝双城记》） 。

　　这种竞争更多的是一种“零和博弈”（指参加博弈的各方，在严格竞争下，一方的收益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这让四川省重庆商会副会长刘开义感触颇深：几年前，国家打算新建一座千万吨级大型炼油厂，但川渝激烈争夺，最后被安徽坐收渔利。

　　暗战终结？

　　川渝间的恶性竞争，显然已在政府层面引起共识。2010年12月，在四川省委经济工作会议上，省委书记刘奇葆在谈到成渝经济区发展时说，川渝合则两利，争则两伤，更不能打，要当“兄弟”而不是“对手”，要“合作”而不是“暗战”。

　　“两家任何一方想单打独斗成为西部经济增长极，成为西部经济中心，都不可能。深化川渝合作，是中央的要求，是发展的需要，是川渝人民的共同期盼。”刘奇葆说。

　　随后几天，重庆对四川的表态做出积极回应：12月29日的《重庆日报》在要闻版，以“兄弟省市”新闻专栏形式，头条刊登了刘奇葆的讲话内容。

　　早在2010年5月，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率重庆党政代表团到四川考察时，说过一段妙语：“自古川渝一家亲，我们对川渝合作充满信心。奇葆(指刘奇葆)、奇帆(指重庆市长黄奇帆)在川渝两地工作，大家都期盼‘奇’兵制胜，能使川渝绽放‘奇’葩，在西部大开发中‘巨峰’(指四川省长蒋巨峰)突起！”

　　薄熙来说，重庆将从建立产业协作、政府间的合作机制，以及欢迎四川利用重庆的开放环境等方面，推动川渝合作不断深化。

　　而在众多专家看来，对于即将启航的成渝经济区来说，如何处理好川渝两地之间竞争与合作的关系至关重要，亦考验两地政府的智慧。

　　成渝经济区是西部经济基础最好、发展潜力最大的区域。根据规划，成渝经济区的面积占整个四川省和重庆市的37.5%、人口的85%、GDP的90%。该经济区的战略定位为：西部大开发的增长极，国家重要的先进装备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和农产品基地，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国家内陆开放示范区和国家生态安全保障区。

　　“中国改革开放的前30年是东部沿海走向世界，以后的30年必将是中国西部走向世界。”四川省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后强认为，在中国经济的“板块结构”中，已构成一个由沿海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为弓，成渝经济区为箭的“弓箭战略”。

　　“成渝经济区是中国经济的第四极，它的获批意味着中国板块经济‘弓箭战略’序幕的拉开，西部振兴指日可待。”李后强一脸兴奋。

　　诗有诗眼，棋有棋眼，在李后强看来，成都、重庆是我国西部这盘棋的两个“棋眼”。尽管两者间分歧和争议从未停止过，但从整盘棋考虑，成渝的最终目标不是胜负，而是调和。“当然，这种调和是更高水平竞争下的、充满智慧的调和。”

　　一直在深入地关注和研究成渝经济区的西南交通大学教授戴宾也表示，区域发展本身就是竞合关系，单纯强调竞争和合作都不正确，“目前川渝应该在双方已达成共同利益的领域大力推进，同时对形不成共识的先搁置分歧”。

　　“成渝经济区发展的关键，在于两地之间打破行政区划藩篱，建立利益均分机制，统一财政政策，对重大产业项目进行调整。”林凌说，这需要中央政府强力介入。

　　然而，要让成都、重庆这两个西部至关重要的城市拧成一股绳，产生合力，并非易事。重庆市政协副主席王孝询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成渝经济区要加快发展，任重道远，“大变革”势在必行。

　　王孝询建议成渝要尽快在制度上进行创新，将那些不利于双方合作、地方保护主义等以各自利益为中心的政策、战略全部进行调整，为在成渝形成一个畅通无阻的大市场做好充分准备。

　　林凌坚信，在成渝携手推动下，成渝经济区成为西部增长极和经济中心，不是一个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