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怀宇

　　王贵忱的书斋名为“可居室”，因喜收藏古代钱币，取“奇货可居”之义。可居室藏有龚自珍《己亥杂诗》红印本、黄宾虹手书《画学篇》，皆是稀有之品。2011年3月2日至11日，“乐以忘忧—王贵忱学术与艺术回顾展”在广州岭南会举办，许多珍宝公诸同好。王贵忱学术研究的著作《可居丛稿》同时出版。

　　忍痛烧毁周作人信函

　　“生我辽东，毓我岭南”是王贵忱的一枚闲章。如今八十三岁的王贵忱先生腿脚不太方便，但神采奕奕，谈起旧事乡音未改。1928年，王贵忱生于辽宁铁岭，少年孤苦失学，有幸住在张日宣家，自认学问开窍全靠这位老人家。张日宣懂英文、日文，书法学何绍基，在当地颇有名气，帮助王贵忱读书。王贵忱少时苦练书法，老师们喜欢唱昆曲、京戏，他也耳濡目染，“原来学余叔岩，后来学言菊朋”。

　　王贵忱只读了四年小学，1945年参加八路军。他说：“从军是没有办法，找吃饭的地方，不懂得革命。”在军中，他好读书，会写字，1946年至1947年，曾跟随曾志在内蒙古地区搞土改。1949年，王贵忱随南下大军进入广州城，从此在岭南落地生根。

　　1952年，王贵忱转业，当时他心慕潮州有韩愈遗风，主动要求到粤东交通银行任经理，1954年改任汕头地区建设银行行长，其间开始研究钱币学。他说：“我这个人好玩，因为时间多，比较清冷一些，就搞货币史。”后来王贵忱据所收藏的钱币书籍，辑为《可居室所藏钱币书目》，编著有《先秦货币文编》、《三孔币汇编》、《中国历代货币书籍》、《中国钱币文献丛书》。1999年，他将珍藏的古钱币文献资料六百余册，捐献给中国钱币博物馆。

　　1953年，王贵忱探亲路经天津，在旧书市场买书，认识了一个60多岁的老人家。老人家见身着军装的王贵忱竟挑中一套正德刻本的《东莱博议》，觉得是行家，便请王贵忱到他家里做客。原来这个老人家是周叔弢，时任天津市副市长。从此，两人开始了数十年的师生交往，直到周叔弢90多岁还跟王贵忱通信。周叔弢的儿子周一良是著名学者，称王贵忱是“家父的忘年交”。父子两人都在学术上对王贵忱颇多教益。王贵忱说：“我喜欢收藏周作人、周叔弢的东西，周叔弢写了几十封信给我。”

　　王贵忱少时深受周作人的文风影响，1962年，他到北京拜访了周作人。他回忆：“我对周作人和鲁迅的作品都熟，他们住在八道湾，周作人从上海监狱出来以后到了北京住在老家，他的动态我都知道。他评鲁迅的东西，也不是捧场，都是很客观的。我也读鲁迅的书，但我更喜欢周作人的书。”王贵忱曾保存不少周作人的信函，在“文革”忍痛全部烧毁了，只保留了周作人所赠乾隆刻本《金石契》。

　　从20多岁起，王贵忱和于省吾、容庚、商承祚、夏承焘、潘景郑等学术名宿交往密切，受益良多。1978年后，王贵忱任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副馆长、广东省博物馆副馆长、广州市地方志编委会副主任，研究领域涉及历史学、钱币学、文献学、金石学、书画艺术等。他对清代思想家龚自珍早期著作版本研究颇有建树，对戊戌变法重要人物张荫桓的研究开风气之先。

　　收藏古灵精怪的版本

　　时代周报：你小时候喜欢读周氏兄弟的作品，对鲁迅和周作人如何评价？

　　王贵忱：儒家的思想要求正，要求温厚。周作人先生就很温厚，调子很容易让人接受。而鲁迅的文风跟周作人不一样。我最喜欢的是周作人，跟周老认识以后，我写字学钱玄同，后来转学魏建功，魏建功是北大的副校长，原来胡适做校长，因此，我的思想是北大兼容并蓄这一路的。周作人对文坛影响深远，我开始都是学周作人文风。他的文章很讲究音乐美，读起来好听，他的文字真正是好文章，所以我是周作人迷。我很早就接受周作人的论点，他认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是从晚明开始的，从公安派、性灵派开始，所以我对袁中郎、李卓吾这些人的书读得多，就开始收集版本。我收集的版本都是古灵精怪的。

　　时代周报：后来你见过周作人本人，他那时候算不算比较落寞？

　　王贵忱：不会。当时共产党人对他很好，其中就有胡乔木。我见过周作人，周作人日记里写我跟他关系好，跟他经常通信，我也经常去看老人家。所以，周作人喜欢我，我早年写字都写毛笔字，十来岁就写文言文，主要是受周作人的影响，既优雅大气，又有切实的东西。当时在北京旧书店，都卖古书，很便宜，传统的古书讲版本。对收书者来说，初版书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专门收初版书，收得最多的初版书是鲁迅的书。我专门研究过鲁迅的书目，后来我注意到一个问题，鲁迅很注意读者的购买力。刘半农、刘大白这些早期文学家的书，我当时都有收集。夏丏尊和叶圣陶的书我都有，叶圣陶还搞经学，言之有物，文字简洁。我很崇拜周作人，“文革”时，我怕惹了祸，烧掉了周作人的书信。“文革”批判斗争知识分子的方法，历代的文人受不了那样的。我尊重前辈发明、发现的东西，自己反复考核，才能写下来。

　　时代周报：做学问，师友是不是非常重要？

　　王贵忱：过去说集体创作，其实还是要靠师友。在广东很多有学问的人，陈寅恪是我崇拜的祖师爷，他的女儿跟我是好朋友。陈寅恪先生1946年眼睛就开始不行了，没办法分辨东西，这是很可惜的。容庚是我老师，我很尊敬他，人直率。他搞古器物、甲骨文、收藏，鉴别东西更精。如果不搞古器物的人，那是照本宣科，都不懂。另外必须要重视材料。我做学问的方法，第一要无征不信，没有证验的话不信。这一点很简单，特别是做文科的必须遵守的金科玉律。我重视实物，底下的资料和传统的文献相结合。我没读过多少年书，但我写文章较谨慎，无征不信。我本身不是专门玩古董，不太看重古董，我看重的是有实验论证的依据。我本身喜欢历史，喜欢文字优美清雅的文章，所以我注意表述的手段、载体的特点，我写文言文比较好。我注意文章的结构、音乐性，读起来不那么拗嘴。

　　运气是收藏者最大的坎儿

　　时代周报：为什么兴趣那么广泛？

　　王贵忱：我主要是对古器物学喜欢。一个好的历史学家，必须是古器物学家，不懂得古器物，光靠文字不行。一个历史学家，谈到那一代，社会习俗、典章制度，都应该一样一样地恢复那个时代的典型特点。对古器物，我有一个特点，特别喜欢陶瓷，陶瓷是立体造型当中最美的东西。我研究版画比较深，在我收藏当中，元朝的木刻版，明代的也多。我比较熟版本，比别人敏感。版画也好，带色彩的东西，立体造型的东西，都是文化的结晶、历代文化的传承，都应该敬爱。对古器物来讲，一个是基础知识要多读，一个是靠运气，运气是一个收藏者最大的坎儿。运气好的话，就自己找你来。但是你首先要懂，在懂的基础上，爱的东西就多了。一个古器物学家，应该是一个综合考古学家、综合美术史的专家。我喜欢收藏，包括瓷器也好，铜器也好，版本书也好，我得到的版本书最多。我还有一个特点，得到一个东西，就希望能把它的来龙去脉、社会的影响、学术的传播都整理出来，因此我的东西会转成研究成果。我谨慎，胆子小一点，不敢乱说。我重视实学，我不重视名利。我搞了一辈子学术，大体学问也没根底，也没做多好，主要是对钱币学文献收藏得非常多。

　　时代周报：现在收藏界这么热，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王贵忱：凡事都有两个方面。现代商业资本很发达，过去想捡个漏，现在就不可能了。人们追求的都是财，我没有这个习惯。比如我收藏张之洞，是因为我喜欢。张之洞是学苏东坡的字，我也是学苏东坡的字，而且张之洞品位高雅，文字能力也好，处处眼光独到。清末的金石文字，最好就是张之洞的。我就喜欢人家的全面性和系统性，所以我收藏张之洞的诗集、文集、词作，收藏他的书法，那时候不像现在那么要钱的。我收藏张之洞的90多件作品，都是真迹，收进了《广州大典?附录》。

　　时代周报：你的那些好东西是怎么搜到的？

　　王贵忱：靠运气，眼界高，到处都是宝。对我来说，好东西在我这里跑不过去。对做学问的来说，要有一对好眼睛，经历要多，碰到好东西就得到，很多好东西别人不知道，都当废纸丢掉了。作为一个考古学家、鉴古学家，鉴定古物，应该是敏感的，应该是灵的，卖假货是不行的，作假是不行的。我不是从金钱考虑，那些画家对我来说，都是熟人，我都不是花钱买的，我给他们写东西，他们高兴，给我画。我常换一点给广东保留文献的东西，比如我整理发表的《张荫桓戊戌日记》就是用换来的稿本整理的，张荫桓是广东搞开放的第一人，康梁是他的晚辈。我认为张荫桓是不得了的人物，特别是光绪皇帝对他是言听计从，而且他传播外国文化，他是推广新政最关键的人物。

　　时代周报：有人说广东常常开风气之先，你同意这个说法吗？

　　王贵忱：当然同意。我写了一篇几万字的论文，就说广东开风气之先。现在习惯接受海上丝绸之路是从泉州开始，其实泉州发源很晚，是中唐时期，广东从汉初就有记载跟外洋通商了。我根据古籍研究，战国的时候就通商了，所以我认为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源，不是泉州。我总感觉，广州的风气到现在为止，还是居全国领先的。广东还有很多好东西，我能力有限，搞了一点，稍微做得有一点成绩而已。

　　实习生黄雪娜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