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怀宇

　　2011年2月26日，暨南大学老校长王越逝世，享年108岁。

　　五年前，我有幸到王越先生家访问，当时王先生气色如七八十岁，他将长寿之道概括成十二字诀：“活到老，学到老，常用脑，勤思考。”人生难遇百岁人，他却说：“我对岁数是不理会的，到晚年要随遇而安，看破一点。”

　　王越先生家挂着梁实秋寄赠的书法，录了杜甫诗作：“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王越和梁实秋同年，梁实秋在当代人看来早已是古人了。

　　1903年，王越生于广东兴宁的农民家庭，在家乡接受小、中学教育，1921年考入南京东南大学教育科。科主任陶行知纯朴坚毅和循循善诱的风格，给王越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他立志终生从事教育。王越的文章《从陶行知先生谈起》提到陶行知逝世前不久指出：“第一流教授具有两种要素：一、有真知灼见；二、肯说真话，敢驳假话，不说谎话。”王越先生特别加注：“对于时下学术界某些人弄虚作假之歪风，具有深刻的针砭意义。”

　　王越认为陶行知是教师第一人。陶行知在南京东南大学当教授时，一个月收入360块大洋，那时一般人一个月伙食费3块大洋就够了。陶行知却放弃高薪到晓庄办学校，自己挑粪、浇水，跟农民一起劳动。王越回忆：“蒋介石听说晓庄师范办得好，就跟宋美龄跑到晓庄参观。刚好陶行知先生召集同事开会，人家告诉他，蒋主席来了。陶先生就交代一个职员说，你去招呼他一下，我在开会，没有时间接待他。”

　　在南京东南大学毕业后，王越回到家乡，先后在梅县师范学校和兴宁兴民中学任教。1930-1932年，王越进入燕京大学研究院和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深造，从事教育心理学和国学的研究。1933-1946年，王越辗转在中山大学、广东文理学院和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教。抗战胜利，王越1946年回到广州，任中山大学教授兼教育系主任。

　　1948年，梁实秋到中山大学任教，与王越兴趣相投，言谈甚欢。1949年后天各一方，临行时，梁实秋对王越说：“我要到香港去。”王越劝他：“你不要走。你教你的书嘛。”梁实秋委婉地说：“你和我不同，我是和鲁迅打过笔战的人，鲁迅称我‘资本家的乏走狗’，新政府日后如何待我，实在心中无底，我还是先到香港看看再说。”梁实秋到香港后，再赴台湾定居。上世纪80年代初，王越任暨南大学副校长，梁学秋的儿子梁文骐在暨南大学数学系任教授。晚年梁实秋思乡心切，想通过旧友王越联系回故乡看看，不想未能成行，不久去世。

　　1952年，王越任中山大学教务长，常向陈寅恪请教学问，而外界拜访陈寅恪，一般通过王越联系。康生想见陈寅恪，陈寅恪说：“告诉他，我现在生病，睡在床上，对不起。”而杜国庠想见陈寅恪，陈寅恪说：“杜守素啊，这位还是读书人。那好吧。”王越带杜国庠去见陈寅恪。原来杜国庠另外有一个任务，是代表全国政协邀请陈寅恪担任全国政协的常务委员。陈寅恪说：“杜老，我身体不好，我不能到北京去开会，谢谢了。”杜国庠也很尴尬，还说了两句，希望他去。陈寅恪说：“杜老，全国政协开会，其中很多委员都是我的熟人，但是他们的发言都是歌功颂德，是‘歌德派’，无聊得很，我听了马上把收音机关掉，我才不愿意听这些话呢。”陈寅恪又带出一句话：“只有周恩来先生的政府工作报告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杜国庠一下子就有办法了，他说：“陈寅老，这次请你去当政协常务委员就是周总理提议的。”后来陈寅恪就答应了。

　　1958年，广州重建暨南大学，陶铸任校长，王越任第一副校长。1978年暨南大学复办，王越重新任副校长，曾任第一届全国教育学会副会长，第四、五届广东省政协副主席。王越在学术研究上数十载不断，在燕京大学研究院深造期间，撰写《人格测量》。1942年，王越撰写教育理论研究力作《教学原理》，作为大学用书正式出版。1949年后，王越与友人合作，编写《中国古代教育史》和《中国近代教育史》，并担任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教育》分册的编委。上世纪80年代，王越用英文撰写论中国古代文化的论文，结集出版《The age of free philosophical contention》（ 《哲学上的自由争鸣时代》，王越、周德昌合作）。

　　王越也是诗人。一生吟咏不辍，著有诗集《南楼诗抄》、《桑榆集》、《晚晴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