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本报记者任超然

　　自2007年中国首次明确要发展低碳经济以来，我国在发展低碳经济特别是在节能减排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

　　对老百姓而言，从刚开始对“低碳”尚未认识，到后来成了很多人的一种行动理念，“低碳”正逐渐地向人们生活和工作的更深层次走去。

　　近5年来，中国先后出台了诸多节能减排的相关措施，并坚持在清洁能源技术方面的积极研究，控制工业生产的碳排放，缩减能源浪费和降低环境污染。同时，为引导低碳生活和低碳消费，政府在近几年一直在加强宣教工作，广泛通过各种渠道，大力宣传低碳消费理念和低碳行为的做法，引导城乡居民转变消费观念和消费模式，大力发展节能、低碳产品，为公众提供更多的消费选择，鼓励公众采用节能产品，扩大全社会参与程度。

　　据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介绍，近5年来，为实现2006-201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0%左右等节能减排目标，国家先后约投入两千多亿元，这些投入只占全国节能环保总投资的10%-15%。“十一五”

　　节能减排任务完成后，全国就能实现节能6亿多吨标准煤，相当于少排放二氧化碳15亿吨以上。

　　自国家“十二五”规划建议发布之后，关于“十二五”节能减排目标的种种猜测及讨论也越来越多。中国曾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关于低碳目标有这样的承诺，“到2020年，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要在2005年的基础上降低40%至4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比重要达到15%左右，同时要增加4000万公顷的森林面积和13亿立方米森林蓄积量。”这必然给我国“十二五”节能减排目标的制定增加了不小的压力，如何统筹接下来的两个五年规划的科学、可持续发展，如何上承“十一五”的低碳之路，下启“十二五”的绿色之途，“十二五”期间的低碳发展之路显得格外重要。

　　“低碳”不能“简单粗暴”

　　就在过去的2010年，全国各地几乎都经历了低碳热潮，很多地方都在执行低碳改革方案。比如，广东的“发展低碳经济路线图及促进政策研究”项目、上海正在建设的世界上第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湖南的“长株潭”地区开展低碳经济城市试点和低碳社区试点。

　　在“轰轰烈烈”的发展低碳经济的同时，一些“简单粗暴”的低碳方式也开始出现。由于在2006年发布的“十一五”规划纲要中，当时就明确提出了节能减排的目标，于是就在“十一五”的最后一年，很多地方面临的节能减排任务异常繁重。

　　于是在压力面前，有些地区使用了“极端”的做法，试图在“数据”方面完成既定的节能减排任务。据媒体报道，从2010年9月开始，广东、江苏、浙江等省份对钢企实施强制性拉闸限电或提高供电价格的措施；广西不仅对落后产能实行限电，一些节能水平较高的钢厂也准备部分停产。当时，全国多个省份突然开始“冲刺”，在拉闸限电方面做起了文章，最夸张的就是此前河北安平县搞的全民“无差别限电”。

　　然而这种“简单粗暴”的做法不仅仅出现在节能减排方面，在新能源发展领域依然存在。随着低碳概念在更新更广泛的领域发展，一些新问题也开始出现。在新能源领域，有不少企业仅凭“低碳”这一概念，在还没弄清行业发展状况和市场前景的情况下，就跟风追进。于是，类似风能等很多新能源领域的投资大，效能低，入不敷出，产能过剩。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李俊峰曾警告，现在中国的新能源产业已经成了一个高风险、过度竞争的产业。他说，“能源对GDP的贡献率最多是10%，而新能源在其中的比例还不到10%，即占经济总量的比例还不到1%。这么小的盘子，十几家到几十家公司就够了，现在却是一哄而上。”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诸大建也曾指出，目前我国对新能源的需求还比较低，但是供给却很大，其中大部分都作为出口，所占比例在40%-50%。一旦企业一拥而上，国内需求又跟不上，新能源的泡沫就很可能会出现。

　　“低碳”需因地制宜

　　分析人士称，由于全国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规模有着不同的情况，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低碳发展路线也需要因地制宜。各地方在节能减排的程度要求上必然应当有所差别，在低碳发展模式上，更不能跟风模仿，需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来制定低碳发展的规划蓝图。

　　对于在接下来5年中节能减排目标的分配问题，也需要更全面地考虑到各地方的实际情况，结合地方自身情况，在统筹发展经济的情况下，区别对待执行。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环保部科技委员会会员马中在《对节能减排指标的理解和再思考》一文中提到，在节能减排指标选取方面，应考虑地区污染特点，选择合适的减排目标；在节能减排指标分配方面，建议充分考虑地区经济、社会和环境特征，使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与地区发展统筹兼顾，同时应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政策、资金和技术的扶持力度，促进其节能减排；对待企业，应充分考虑企业性质、能耗及污染排放数量等，合理分配企业指标，同时采用积极的资金、技术和信息扶持政策，促进企业执行节能减排目标。

　　解振华曾表示，在“十二五”期间，会更多地利用市场机制和经济手段来实现碳排放强度降低的目标。比如现在已经在天津、北京、上海等地探索开展碳交易，在“十二五”期间碳交易可能会走得快一些。

　　此外，在低碳发展模式上，各地应该把握当地的特色和优势，从不同的角度来制定，而不是简单地模仿其他地方的现有模式。比如在云南昆明，当地拥有丰富的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产业，且当地日照强度大、时间长，具有较好的科研基础，独特的区位有发展“阳光经济”的优势。加上昆明四季如春，工业尚不算发达，空气还没有受到污染，发展“生物质能经济”、“低碳农业经济”应是不二选择。在辽宁铁岭，当地一开始就对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了高标准，特别是雨污分流的城市管线设计，为城市内涝和下水系统阻塞提供了充分保障，并实施生态治污，保证污水的零排放，在规划区不建设一家工业企业，对高污染、高耗能的企业坚决说不。

　　“低碳”需要可持续性

　　发展低碳经济归根到底是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如果因为要实现低碳目标，动辄拉闸限电、企业停产、工人待业，这实际上与发展低碳经济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低碳经济的发展需要做好产业升级，调整经济结构，用改革和发展的眼光来实现低碳的目标，并使得经济发展和人民就业水平都能稳步提高。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党委书记、国际能源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黄晓勇在关于低碳发展问题上曾指出，发展低碳经济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内在要求，是我们调整产业结构的重要途径，也是我国优化经济结构的可行措施。

　　无论是调整产业结构还是优化经济结构，这对低碳经济的发展来说，是具有可持续性的。低碳的要求不是一两年的事，而是一种发展的态度，是未来人类发展的内在需要。因此，如何做到可持续地发展低碳经济才是人类所需要的。

　　对此，黄晓勇建议，一是要建立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法规，形成一个能够低碳发展的长效机制；二是建立低碳城市和低碳基础设施，为我们国家未来的低碳经济发展创造条件。这里包括低碳交通、低碳城市功能布局等等；三是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尤其是在发展低碳经济的技术方面，形成低碳研究开发的技术体系，同时要在政策法规方面对利益相关方面，鼓励他们参与低碳经济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