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若紫 纪睿坤 胡雅君

　　中国经济保持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公众关心的是收入能否同步增长，并“公平”获得合理报酬。“十二五”规划如何调整分配关系，人们翘首以待。

　　针对收入分配改革问题，本报采访了蔡继明教授。蔡是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常委，今年“两会”，他提交了关于收入分配改革的提案。

　　他指出，政府应该让利，减少行政开支，投入要更多的向民生、福利等倾斜；国有企业要退出竞争性行业，改变政府垄断地位，引进民间资本的大幅进入等。

　　贫富差距过大

　　《21世纪》：从基尼系数看，中国在2000年就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近几年收入差距还呈现扩大的趋势，您如何看待这一现状？

　　蔡继明：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是改革必然带来的结果。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人们的收入开始多元化，收入差距扩大，对于促进经济的发展肯定是有好处的。但是总有一个限度。

　　目前，我国收入分配存在总体收入差距过大，国富民穷、企业和政府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过大，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过低，劳动者之间、行业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等问题。

　　根据有关专家的推算，把数万亿隐形收入算进来，城镇最高居民收入和最低居民收入相差30倍左右。全国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的差距更大，相差55倍。而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财富集中度已经超过美国。

　　另外，从绝对贫困人口来看，2009年贫困标准为年收入1196元时，农村有3597万绝对贫困人口。“十二五”期间，如果把贫困标准上调至1500元。绝对贫困人口又将增加至9000万以上。不过，即使是1500元，也是低于每天消费1.25美元的全球标准，甚至不及印度。

　　《21世纪》：收入分配改革呼吁多年，为何迟迟没动作？原因到底在哪？

　　蔡继明：阻力很大，这肯定有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比如说垄断行业。垄断行业的话语权是很强的，对垄断行业的改革是比较难的。

　　收入分配其实是一个政治问题。如果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得以推进，那收入分配制度也将更加合理。政治体制改革和收入分配改革应该是相辅相成的。

　　量化改革指标，纳入政府业绩考核

　　《21世纪》：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的突破口在哪？您认为应该如何调整？

　　蔡继明：首先，政府应该让利，减少财政收入。居民收入每年增长8%或9%，但政府的财政收入每年增长20%或30%。而其中，政府的行政支出占比很大，高达20%。应该减少政府的行政开支，缩小政府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重；另外，政府的财政支出不要总偏向“铁、公、机”等基础设施，而应更多地向弱势群体倾斜、向民生倾斜，使经济增长更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内居民的消费和民间的投资。

　　其次，改变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方式，尽快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温家宝总理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提出今年将提高个税起征点。我觉得，十二五期间，起征点应该提升到4000-5000元。除此之外，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第一代富翁已经大都面临财产继承问题，应该尽快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

　　第三，应该深化矿产资源产品价格和税费改革。我国的矿产资源补偿费和资源税过低，这不仅造成了对矿产资源过度开发和浪费使用，而且扩大东西部居民的收入差距。应深化矿产资源产品价格和税费改革，使西部的矿产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

　　除此之外，国有企业要退出竞争性行业。我国的国有企业大都是政府的垄断性行业，民间企业怎么敢、怎么能跟你竞争？而且，1994年至2007年，国企的利润全都没有上缴。这意味着，公众既没有分享到垄断暴利，也就没有分享到公有财产的收益，要采取有效措施限制垄断企业高管和职工薪酬。

　　同时，还应该大力推进城市化；大幅度提高劳动收入在财富分配中的比重，同时降低企业的负担。

　　《21世纪》：如何保证收入分配调整效果，达到预期水平？

　　蔡继明：收入分配改革涉及到根本利益的调整，不可避免的要受到很大阻力。比如说，政府减少行政支出等，政府在实践收入分配中，是没有动力的，这就需要一个硬性的规范。

　　为此应该把民生的指标，共享的指标，收入改革的指标在规划中体现出来，列入政府的业绩考核。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能真正调整收入分配关系，而不是空喊。

　　首先，应力争在“十二五”期间将基尼系数降到0.45以内，到2020年再降到0.4以内。

　　其次，应争取在“十二五”期间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比重的增长不低于5个百分点，2020年将这一比重恢复到50%以上。

　　再次，要确保财政支出每年用于民生福利部分的增长高于财政收入增长3-5个百分点。

　　最后，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的工资差别缩小到3倍以内，保持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逐步缩小，至少不要再继续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