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人的路能走多远？
作者:■见习记者 李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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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农民工，在诺大城市的人流穿梭的地铁通道里，唱着“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闭上眼睛，周遭的一切暂时不去辨认，脑海里过电般闪过：进城的不易、满腹的委屈、方寸蜗居、满桌酒瓶……那一刻，很多人被他们抱起吉他、闭上眼睛、对天长嚎的状态感动了。
我第一次看到“旭日阳刚”，是在《星光大道》的舞台上，那时的王旭远没有现在这般自信。当时唱的也是那首“成名曲”《春天里》，从始自终，王旭都没有抬头看过观众。在华丽的阶梯舞台上，两个单单的身影，王旭低着头，那双粗糙的手，一只手紧紧握着话筒，一只半伸着，一直没有高过话筒，唱到高潮处，他的整个身体好似都要扎进这小小的话筒。
再看“旭日阳刚”，是在春晚的舞台上。在升降台升起的一瞬间，农民工“流浪歌手”的穿着打破了舞台的精致，“朴实”又一次扑面而来，在这个“隆重”的舞台上，刘刚哽咽了。谈起哽咽，他过后回应说，想起了一路走来的不易，当时几度难以再唱下去。其实，哭出来又何妨？在这个舞台上，感动观众的本来就不是他们的唱功，哭出来岂不更是生活的真实？
几个月来，公众为“旭日阳刚”的梦想成真激动不已。然而，激动之外，不免有些伤感：在中国，一个普通人实现了自己的梦想竟然会拨动这么多人的内心。能从地铁通道唱到春晚的舞台，这固然显示了这个社会的自由和开放程度，但何尝又不是在彰显更深层次的桎梏——底层人实现梦想太难了。中国，你为底层国民实现梦想提供了多大的舞台？
那一声对生活的哀嚎
“旭日阳刚”的出现，让笔者想起了当年的“超级女生”，草根一说的流行，大抵也是缘起当时。然而，在笔者看来，关于草根的命题，“旭日阳刚”更具革命性的意义。
即便只谈音乐，当年“超级女生”那群姑娘们大多也称不上是根正苗红的草根。她们大多就读于大中专院校，不少人经受过专业的音乐训练，衣食更不至于有困难，只是怀揣音乐梦想，渴望舞台。草根一说，只是相对于台上的聚光灯——她们曾经是观众。
在娱乐大众争取收视率的初衷之下，诞生了一档娱乐节目。没有让人想到的是，“想唱就唱”的娱乐精神迅速聚集起一股力量，星星之火瞬间燎原，由娱乐精神引爆的政治意义铺展开来——人们开始为台下的人能走到台上狂欢雀跃。
台下的观众能走上舞台，这一跨越当然值得庆贺。因为在中国，即便你经受过系统的训练，即便你有国家开具的学历证明，即便你有自己的梦想，即便你为梦想孜孜不倦，但若没有一个舞台，依然“神马都是浮云”。
2010年中国在校大学生的数量已经扩张到了2800万，时下他们正忙于投简历、考试、参加招聘会，可以预见的是，依然会有很多人找不到自己的舞台。高考尽管颇受争议，尽管频传黑幕，但仍然是中国最为公正的人才选拔机制，是底层家庭改变命运的寄托，很多父母节衣缩食将孩子送上这座独木桥。然而，当大学毕业就意味着失业，当家庭多年投入换来的是“蜗居”、“蚁族”时，该以什么样的情感面对亲爱的祖国？
“旭日阳刚”之于眼下，不是一个台下的人走到台上的欢呼，而是那对生活的哀嚎所勾起的公众记忆。农民工、地铁通道、哑哑的声线和着潸潸泪下的歌曲，这是公众读懂的。
舞台上的“旭日阳刚”一直没有变过行头，都是那一身磨损的牛仔裤和洗旧的T恤。高层林立的商铺，繁华的金融街，环境优美的社区……都是几亿进城务工农民留给城市的，而城市中与他们生活对接的却是潮湿的地下室，没有安全保障的工作环境，讨不回来的劳动所得，还有暂住证等等企图将他们“赶”回农村的关卡。城市的进步发展与他们的劳动有关，却与他们的生活质量无关，一如那身不变的行头，是这个群体在城市的定格。
地铁通道，城市里极富生活色彩的场所。早上，手里拿着还来不及吃的早点，就开始了一天的奔波，脚跟顶着脚尖，胳膊挤着胳膊，缓慢而焦急地挪动着，有时能够顺利挤上一趟地铁，免于迟到，也能让人兴奋不已，要是能混得一个座位小憩一会，就是心花怒放了。一天的忙碌之后，晚上的地铁通道，少了几分焦急，多了几分疲倦，城市的生活快速地运转着，很多时候疲惫让人来不及思考。然而，即便去思考，对于明天是否会因为今天的付出而收获良多，答案也总是让人茫然的。在这里，选择了远方，便只能风雨兼程。
哑哑的声线，一如畅快淋漓的呐喊之后，对生活的那份坚持。如果长久的声嘶力竭，留下的只有沙哑的声线，如果有一天，老无所依，那也许只能选择悄然离去，把爱情的记忆、生活的迷离、命运的思绪，还有自己，一道埋在这满目疮痍的城市的春天里。
一个被忽视的群体
汪峰维权，禁止“旭日阳刚”今后演唱《春天里》，引起网友愤怒。汪峰发表长篇博文叫屈，表示叫停是正常维权，也是为了“旭日阳刚”的发展，“如果永远翻唱别人的作品，最终是不会长久的”。
试想，如果有一天“旭日阳刚”不再是农民工，而是以艺人的做派走上舞台，有了自己的签约公司和经纪人，有了专业的舞台包装，有了派头十足的服饰，有了一张张精致的个人唱片……你我是否还会一如既往地喜欢？
因此，“旭日阳刚”唱什么歌并不重要，汪峰也用不着担心他们没有自己的作品，公众享受的，消费的，究其实是“旭日阳刚”的身份经历以及他们唱歌的状态。
“农民工版《春天里》”的走红，在笔者看来，极富讽刺意味。农民定格在时代的群体记忆是忍辱负重、生活窘迫、脏乱差，可有一天，农民工出身的“旭日阳刚”颠覆了这一想象——放下了砖头和瓦刀，拿起了麦克风和吉他，于是他们受到了追捧。
在他们身上公众获得了两种情绪，即情感认同和替代性满足。“旭日阳刚”让一位打工者想起了自己的经历：自己12年前在深圳打工，“800块钱一个月，早上7点半做到晚上11点，一个月休一天；抓暂住证时，躲到后山上；找不到工作，买不起盒饭，舍不得坐摩的，边走边唱；过年买不到火车票回家，几个兄弟大年三十在宿舍里喝着啤酒唱到哭。”
在“旭日阳刚”的身上，倾听者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早先就有人断言，“旭日阳刚”必上春晚，中国有两亿农民工，“旭日阳刚”让全国人听到了这些外出打工者的心声。在观看和支持“旭日阳刚”一路走来的过程中，支持者们也获得了一种替代性的满足，一种被代表的成功。
事实也证明如此，《春天里》禁唱之后，“旭日阳刚”又相继唱过《我的未来不是梦》、《今生缘》，每一首他们唱出的歌曲都传达了同样的生活理解，那一身不变的行头，那沙哑的声线，那朴实的气场，还有那特有的状态，观众读到了，读懂了，这也就是影响力。反之，如果观众有一天读到的东西变味了，那就是“旭日阳刚”的尽头了。
“旭日阳刚”的《春天里》在网络流行，起初吸引视觉眼球的是“农民工版《春天里》”的名头。“农民工”这个字眼，在中国极其敏感。史上，江山社稷是“农村包围城市”打下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从小岗村的农民起头的，城市的日新月异是长期农村反哺城市做出的业绩……政治语境里，农民这一群体被赋予极高的地位。
而与此不相符的是，农民在中国，宅基地常被占用，补偿款屡被侵吞，生活水平徘徊在温饱线上，公道无处讨回铤而走险上访，农民看不起病，农民的孩子上不起学，农民工穿的是地摊上十几块钱买的，吃的是超市里打折的，住的是城市的地下室……
笔者多次在地铁里看到这样的情景：三五个农民工，拿着塑料编织袋扎困的铺盖卷，零乱的头发，没有洗掉的眼屎，黑得模糊的双手，脏到发光的穿着，谈话中显示着对城市的不知所措——哪里才是自己的站？对比之下，周围人好像与其不在同一个时代。
农民工进城务工，通行的说法，是释放农村剩余劳动力，开辟农民新的收入来源，而客观地讲，是土地的收成难以解决全家的温饱，农民不得以而背井离乡。我们看到，全世界的农民都可以靠土地生存，可在中国为什么就是不可以？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农民弱势的经济地位，已经毫无悬念地决定了其弱势的社会地位。即便意识形态一再渲染和高呼农民兄弟的重要性，但他们的生活境况已经给出了最为真实而深刻的答案。不容分说，如果农民的经济状况没有改观，那么，任何试图改变他们社会地位的努力和掩饰，都是惘然。
底层人的未来有多远？
谈起成名，王旭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和做梦似的”。“旭日阳刚”是幸运的，能从地铁通道唱到春晚的舞台，不是每个人都有的机会。很多人也曾像他们一样，怀揣梦想，为了实现梦想，奋不顾身，尽最大的努力去追逐，但迫于生活的无奈，不得不放下理想，面对现实。还有很多人，至今都在艰难中疲惫地纺着自己的梦，未来指日可待又遥遥无期。
试想，如果没有拍客的好奇和网民的追捧，“旭日阳刚”即使执着坚持自己的梦想，又能怎样？不过是众流浪歌手中的一员，继续生活的漂泊，居无定所还有没有保障的未来。因此，他们的幸运确实值得大家羡慕。但他们的成功注定是偶然的，是不可复制的。
两个农民工实现了自己的音乐理想，就引发了整个社会舆论的欢呼雀跃，这是极不正常的。“旭日阳刚”从侧面诠释了一个现象：在中国，底层人怀揣梦想是一种奢望，一旦有人能够实现梦想，便值得全体人欢呼雀跃。而根本是，社会为底层人提供的上升渠道太少了。
市场经济就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贫富有别无可厚非。人们要得不是平均主义，而是公正公平。社会公正，即“给每个人他（她）所应得”；社会公平，即保障社会公正的机制。
人们愤怒的是一部分人的权力被放大，另一部分人的权利被忽视，而没有一种机制可以主持公道，更没有一种机制让人看到希望——保障底层人公平、公正参与社会，实现梦想的渠道。
人才选拔机制是一个社会公正的重要体现。高考曾经是底层人改变命运的最后一根稻草，但大学扩招之后，贫寒子弟进入重点大学的比例在逐年下降。今天，官宦子弟、富家子弟只要拿到一张大学文凭，很大程度上，那些不管何种学历的穷家子弟，都不是他们的竞争对手，贫寒子弟的奋斗和努力被迅速稀释。
更多时候，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从出生那一刻就开始拉开，并且随着成长，不断拉大。幼儿园、小学、中学、高中……每一个阶段都在分层，这种分层在同代中人展开，在隔代人中扩大，公平公正变得越来越稀缺，以至于若有人还在追问“公平公正”就变得可笑。
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继续：有人生下来就开始有了工龄，有人劳苦了一辈子老无所依；有人宣言“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有人只能无奈宿在房顶，甚至一再上演自焚的极端方式；有人挥金如土，有人住不起房子看不起病；有人“我爸是李刚”可以肆意横行，有人无官无钱一切扯淡……
社会公正在中国已经迫在眉睫。近年来，两会前夕总有一些网站开展“你最关心的话题”的调查，调查结果，社会公正问题总是位居前列；而在一系列“炫富”与“仇富”、“炫权”与“仇官”的事件和言论中，背后的症结往往也被归结到社会公正问题上。
对于社会和国家来说，如果当不公正不公平成为常态，被动取得社会成员的认可，那么，劫贫济富就会变得理所当然，肆无忌惮。而当“公平公正”倾倒之时，社会秩序将何去何从?
人物简历：
王旭1966年出生在河南商丘国营民权农场，高中毕业后，他花45元买了自己的第一把吉他，唱费翔的歌。在农场里，年轻时的王旭显得很“异类”，留小胡子、穿皮裤、烫发，颇有点“披头士”的味道。
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王旭和志同道合的一帮人组建了歌舞团四处走穴，通常“夏忙”完，扔下锄头一走几个月。这样闹腾几年之后，儿子渐渐长大，王旭想尽一个男人该尽的责任，便回家重新拾起锄头做回农民，之后他在农场承包了15亩地种瓜果。
2000年，经亲戚介绍，王旭到北京烧锅炉。而后10年，他在北京和开封之间游走，卖过水果、水煎包，唱过酒吧……每到周末，王旭就带着吉他，到地铁站演唱。
刘刚家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地区穆棱市河西乡三兴村。早年当过兵退伍之后去了北京，2003年开始“北漂”至今。
一些人冷眼看他，认为当流浪歌手很愚蠢，是不务正业。亲戚也劝他回去做点正经事儿。刘刚却说，他是陷入了“自己和自己打仗”的状态。
成名经历：
2010年8月，网络拍客将旭日阳刚唱歌的视频“农民工”版《春天里》上传到网上，他们质朴无华的演唱风格瞬间红遍了各大视频网站以及各个网站的微博里。
2010年10月，浙江卫视《我爱记歌词》的舞台上，旭日阳刚现场演绎“农民工”版《春天里》。期间栏目组全体领唱起立致意，栏目组乐手一度感动落泪，现场观众情绪高涨。这是旭日阳刚第一次正式进入公众视野。
《星光大道》2010年周、月冠军、年度总决赛亚军，旭日阳刚红遍大江南北。2011年央视春晚，民工组合“旭日阳刚”成为公众最大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