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金融业在深港合作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大有可为。周游 摄

　　2月27日，在深圳市人民政府和中国经济50人论坛共同主办的“第二届中国经济50人论坛深圳经济特区研讨会”上，曾经在深交所担任总经理的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建言，深圳金融业应该在国家金融开放的棋盘下谋求自己的空间，并开出一张深港合作发展金融业的药方，引起不少业界人士的共鸣。

　　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王荣，深圳市市长许勤、副市长唐杰以及全市各区各政府部门代表参加了会议。

　　环境：深圳已不是上世纪80年代的深圳

　　“今年的(深圳“十二五”规划)报告里，我看到关于深圳‘金融中心’的内容少了很多，这回对了。”刚刚结束的演讲获得了全场掌声，夏斌在场外点了一支烟，对记者说，深圳一定是要在“全国一盘棋”的战略规划下做事。

　　正如他坚持的观点，“深圳已经不是上世纪80年代的深圳了，靠一张先行先试申请推动改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上世纪90年代曾经在深交所担任总经理的夏斌，被本届论坛主持人、深圳市副市长唐杰称为从深圳走出去的中国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之一，如今调任北京后回头看深圳，他认为，“深圳金融快速发展的环境、基础条件和过去大不一样了。我们在研究今后的深圳怎么发展金融，必须对大环境有充分的认识，这样才能定位。”

　　上世纪80年代的环境是什么？他指出，当时是全国姓社姓资的问题没有解决，大家谈股色变，一谈股票市场，就认为是资本主义。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央想杀出一条血路来，想改革，大环境又没有解决，于是让广州和香港边上的两万人的小渔村先干，不管出什么事，乱不了大局。于是给了深圳政策、资金、人才，“当然，很多资金是政策一松，资金就来了，政策一松，人才的待遇上去了，孔雀就东南飞了。”

　　正是这一切，创造了一个深圳奇迹：深圳创造了第一个股份制银行——— 深圳发展银行，创造了第一个证券公司——— 深圳特区证券公司，创造了第一个财务公司、招商银行的前身——— 深圳招商财务公司，创造了第一个全国的外汇调剂中心，创造了中国建国以后的第一个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都是在那个环境下，深圳率先在全国金融改革上做出了一系列的动作。

　　“如果说总结深圳的经验，或者说为什么发展这么快，我认为一半的经验是深圳敢为人先的精神，另外一半的经验是全国需要深圳改革。这一点深圳人要充分认识，就是当时发展那么快，既有深圳人的本事，创新、敢干，也有全国需要深圳改革试点、创新、杀出一条血路，给全国做出示范样本的要求。”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国家在经济金融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战略意图，深圳所面临的大环境发生了改变。

　　发展：在国家战略下进行金融创新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国家的重点是开发长三角。”夏斌直言。

　　长三角的龙头是上海，上海又是上世纪30年代亚洲的金融中心，有人才优势，背后有大的经济实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慢慢的形成了经济中心。

　　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又在上海出现了第一个外汇交易中心，后来慢慢地集中，全国的市场全部在上海搞，因为可以通过网络系统。全国联网的外汇交易中心，全国联网的银行拆借中心，然后是金融期货交易所，银联总部在上海，甚至于中国人民银行这样一个中央银行的第二总部也拿到上海设立，这说明国家已经开始有意识地设计整个中国金融发展的重点。

　　“90年代末，全国金融市场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制度框架、法律规章和组织架构也基本完善了，银行、证券、保险、基金，有关的法律和机构都已形成，交易者对市场的行为贺交易规则也慢慢地熟悉了。在这种情况下，像深圳刚开始那样，通过个别文件申请搞试点，推动改革、推动创新的日子已经慢慢过去了。”“先行先试可以，但不会在根本的交易制度和法规上先行先试，最多是在一些功能上先行先试，不可能像过去的上海、以前的深圳这样大步的搞金融改革创新。”

　　因此，他建议深圳当局者一定要意识到，深圳今后的金融改革创新，不能简单照搬上世纪80年代的做法，在重大的金融改革问题上，我们不能简单地靠要试点政策来搞改革，我们今后的改革必须服从国家统一的战略安排。

　　既然深圳进一步的创新改革难以再搞个别地区的孤军试点，那发展的空间在哪里？今天深圳的金融创新、金融发展工作很多，那么我们主要抓什么？最能抓出名堂的是什么？抓住跟别的地方不一样的特色是什么？

　　夏斌指出，深圳重点要配合国家战略，利用好香港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的机会来抓自身建设工作。发展香港的人民币离岸市场是国家级战略的重要步骤，尽管在这个问题上，一些地方的学术界有很不同的意见，但是从现实政策出台来看，大家看得很清楚，就是要发展香港的人民币离岸市场。

　　出路：深化深港合作 做好五个方面

　　“深圳的出路，就在于我讲的这几个方面。”夏斌对记者表示，要打好香港牌，把握国家的政策方向，深圳有五个方面的工作可以先做。

　　首先，把握人民币国际化的机遇。人民币走出去是国家战略，在这方面要做到三点，第一，想尽办法让人民币尽快走出去，第二，想尽办法让人民币在外面形成一个自我循环的圈，存款、贷款、股票、债券等各种各样的循环，第三，全世界愿意拿人民币，人民币能够走出去，是因为中国经济在崛起，都想享受中国经济增长的好处，所以国家要开辟渠道，让人民币有控制地进来，不要冲击国家的宏观调控。

　　在这个战略意图下，深圳可以做什么？夏斌提示，深圳可以让深圳和内地城市的资金在国家有关规定的指导下，通过深圳的渠道进入香港，“当然，目前还有其他渠道。”深圳可以推动发展QD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中的人民币份额，直接投资香港金融市场，更好地让深圳和内地城市的资金投资香港中间业务、咨询业务等。

　　中国将加大对东盟十国的投资，支持他们的发展，深圳的人民币和内地其他地方的人民币能不能联合起来一块儿走？深圳能不能组织银团贷款，向这些地方发放人民币贷款？”

　　其次，在人民币回流方面，深圳应该协调内地和香港互动，推动内地在香港发行债券，特别是中小企业债券，能不能发，这是需要做工作的。还有，做好各项基础性工作，以深圳为基点，扩大到珠三角发展香港银行对内地的人民币贷款业务。“这已经在慢慢开始做了，香港的银行在香港筹集人民币，到珠三角来贷款，深圳无疑更方便。”我们银行能不能做点事？比如说发展代理的业务？

　　第三，在发展亚洲债券市场方面，也有空间可为。把亚洲美元债券市场搞起来，是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需要。深圳在这方面能做什么？能不能在日本、韩国、香港、台湾找到密切的合作伙伴，成立亚洲的民间评级机构，主动的联合民间的力量，组成亚洲的一个民间机构，研究亚洲的债信的特点，推动亚洲债券市场和美元债券市场的发展。

　　第四，发展真正的私人银行业务，把深圳打造成中国的瑞士。深圳的有钱人多，深圳人知识结构够，就应该瞄准瑞士是怎么搞私人银行的。比如真正的私人银行强调的是私密性，而国内的私人银行还做得还很不够。

　　第五，成立投资基金，配合国家外汇储备的多元化延伸，支持国家外汇储备多元化的运用。深圳可以利用深港紧密合作的特殊地位，在香港以及在东南亚寻找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有2.8万亿的外汇储备，买债券大家都有意见，我们能不能尽快将这些外汇用好？作为国家主权基金在有关国家出现，深圳能不能做点事情，与香港以及东南亚的相关国家在这方面合作？”

　　深港合作虽然在多方面虽然大有可为，但是两种金融制度、两种监管体制之间，深圳究竟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夏斌在回答记者，制度障碍确实是一个难以突破的客观存在，但是这些事情是可以先做的，目前只有慢慢做，边做边看。

　　观察人士表示，深圳市政府部门应该认清金融工作的重点，更多地联合民间力量来完成这些目标。

　　南方日报记者 潘玉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