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陶冶

　　美联储去年11月宣布启动的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2），从其面世之初就遭到来自美国内外的无数质疑。如今，距离QE2结束还有3个多月的时间，美国经济远未恢复到政策制定者期望的水平，而全球经济则面临因流动性过剩以及国际资本过度流动而带来的种种新风险。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即将于本周二和周三在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和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进行半年一次国会作证的美联储主席伯南克面临巨大压力，他将如何为QE2辩护也成为全球媒体关注的焦点。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中心主任刘军红2月28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伴随流动性过分充裕给全球经济带来的风险不断加大，针对美联储QE2的全球性批判乃至美国国内批评的声音也在与日俱增。重压之下，伯南克可能会疲于回应，也可能会抛出更多的理论。但基本上美联储不会改变其QE2的既定轨迹，因为这一政策背后的真实动机可能根本无关经济，无论是美国一国经济还是全球经济。

　　近期，包括能源、原材料以及粮食在内的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扬置全球经济于一种全新的风险之中。汹涌的通胀压力不仅让许多新兴经济体不堪重负，包括许多发达经济体也开始隐约嗅到危险的信号，甚至面临某种程度的滞胀风险。更多低收入国家则因为基本生产和生活资料价格的上扬而陷入困境，引发社会动荡。在海外学者普遍呼吁美国政府重新考虑QE2给全球经济带来伤害的同时，美国本土的质疑之声也伴随伯南克作证日的到来而渐至高潮。2月27日，布隆伯格经济新闻社专栏作家卡罗琳·鲍姆就撰文向伯南克抛出了有关QE2的五大疑问。

　　第一个疑问是美联储为何将QE2的规模确定为6000亿美元，而不是5000亿美元或者7000亿美元。这是一个经过精确计算得出的结论吗？是基于某种公式或者对货币乘数的计算吗？比如向市场注入X美元以期实现整体货币供应增加Y%？事实上，卡罗琳提出这一问题是针对美国国内存在的一种猜测，即美联储可能是意图通过6000亿美元的国债购买计划来去除市场上存在的一定量的国债价格风险。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美联储的行为就相当于把这种价格风险社会化，即将其从选择承受或者有能力承受这种风险的投资者身上转移到纳税人的身上。因为美联储购买国债后，需将扣除运营成本之后的利润上交财政部，而任何利润的减损都意味着更大的财政赤字和对美国纳税人更高的税负。

　　第二个疑问与2005年伯南克提出的全球储蓄过剩（GSG）概念有关。当时伯南克利用GSG理论来解释为什么美国会出现长短期利率倒挂，即长期利率为何不跟随美联储上调短期利率而走高这一现象。当然，这一理论的另外一个作用可以巧妙地将美联储在美国房市泡沫累积过程中的责任转嫁到全球储蓄过剩上来。也就是说，面对全球储蓄过剩，美联储也无法抗衡。不过，美国德克萨斯州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戴维·贝克沃斯却认为伯南克的这套理论经不起推敲。因为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GSG的另外一种体现形式）在美国GDP中的占比直至2006年都一直在上升，但事实上从2005年起美国的长期利率和抵押贷款利率已开始走高。

　　更具讽刺意义的是，伯南克在2月18日关于全球失衡的演讲中提到，要抵消美国QE2给其经济带来的影响，其他国家可以动用包括汇率和利率在内的一系列工具。那么，将GSG理论与伯南克最近的发言对比一下，这是否意味着如今新兴市场经济体有足够的工具来抵消美国货币政策的影响，而美国经济却反倒成为新兴经济体的奴隶呢？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命题。

　　基于伯南克的GSG理论，卡罗琳提出的第三个疑问是如果在美联储认为到了该收紧货币政策的时候，又有全球储蓄过剩来干扰它的计划，那么美联储是否将无计可施而坐视通胀上扬？事实上，美国学界一直存在一种看法，认为如果在2004年年中，当美联储发现以每次25基点的速度上调短期利率无法带动长期利率走高时，就应该当机立断将加息的步伐迈得更快或者更大一些，比如以出其不意的方式一次加息100个基点以表明其收紧货币政策的供应。

　　第四个疑问直接剑指美联储的双重使命。在关于启动并继续QE2的合理性问题上，伯南克多次提出是出于美联储双重使命的考虑，即稳定价格和确保最大程度可持续就业。当前美国通胀率低于美联储目标利率，而9%的失业率则处于不可接受的高点，因此现阶段应将重心放在解决失业问题上。不过人们担心，如果美国的核心通胀率在某一时点突然开始加速，而失业率仍处于不可接受的高位，比如类似1970年的那种状况，美联储又该做何应对呢？事实上，关于这个问题，目前在美联储内部也存在诸多分歧。

　　最后，就是美联储如何确定什么时候该向零利率说再见？关于部署退出，伯南克多次表示有足够工具在适当时候缩小其资产负债表。但人们担心的是其是否有能力知道何时应该动用这些工具，以及是否能保证有充足的政治意愿来动用这些工具。最近的例子就是一年前，在美联储看上去可能准备部署初步“退出”的时候，其官员不得不四处兜售其有意“退出”的想法。然而，几个月后，人们看到的却是QE2大行其道。“美联储将使用什么样的指标组合来决定是否应开始恢复到中性政策？失业率？通胀率？名义或实际GDP？还是听天由命？”卡罗琳在文章中问到。“美联储又如何让人们相信这一次情况会有所不同？”

　　当然，卡罗琳的这一系列疑问也许并不会引起伯南克的关注，但QE2在美国内外引发的一定程度的反美联储情绪却是他无法忽略的。显然，未来两天的听证会将再次成为伯南克就任美联储主席以来的一次大挑战。除非，在这纷繁的表象背后，QE2有着更深一层的策略涵义。对此，刘军红的看法是QE2针对的既不是美国经济也不是全球经济，其推出的真正意图是帮助解决美国目前最为头疼的货币问题（即美元体制）。

　　刘军红认为，伴随新兴经济体的全面增长，全球GDP总额扩张的速度突飞猛进，而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美元供给明显不足。在这种情况下，要维护美元体制，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让美元的国际流动性供给迅速膨胀。也就是说，美联储的QE2实际上是通过央行扩大购买美国国债，实现“公债的货币化”，进而辅助纽约市场，扩张美元国际流动性的供给规模。那么，看似高明的QE2在给世界经济带来了不小混乱之后，是否真的能够如其政策制定者希望的那样维持美元体制呢？刘军红认为这一基本思维本身就不能不说是缺乏对全球化日益深化这一现实的根本认识。正如他在博客中写的，“全球化的深化过程，体现了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化主力军的现实。美元已经很难‘独立成章’，纽约市场更是‘孤掌难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