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心平

　　2月26日，央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CMRC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上表示，经常项目的大量顺差是目前通货膨胀的源头，而顺差过大是基础货币过剩、货币宽松的主因。

　　易纲表示，扩内需、调结构、减顺差、促平衡是当前应对国内形势和发达国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关键。

　　易纲表示，为了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央行在外汇市场上要买进外汇，而买外汇的过程就吐出了基础货币，尽管央行非常努力地去对冲，但是问题的源头是顺差过大。“央行被迫吐出的基础货币造成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如果从源头上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减顺差，减顺差不是压缩出口，重点是增加进口，大力发展服务业、限制两高一资产品的出口。”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外贸顺差增速明显，2008年、2009年、2010年三年的外贸顺差分别为2981亿、1957亿和1831亿美元，而外汇储备也在同期迅速增长。截至2010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2.85万亿美元，为维持汇率稳定，央行被迫吐出了20万亿元人民币，而外汇占款也成了近年来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

　　尽管央行之后采用存款准备金率、央票等多种手段进行对冲，但货币的“超发”仍然造成了通胀抬头，与此同时，央行也要支付上述调控工具的利息成本。易纲指出，在海外进行投资的外汇储备收益是央行支付调控成本的主要资金来源。

　　为了达到“扩内需、调结构、减顺差、促平衡”的目的，易纲为当前的宏观经济困局开出了其多个“一点”的中医疗法。

　　易纲指出：“力争在今年内需扩大一点；对外的依赖减少一点；工资和社保提高一点；环保和节能减排严格一点；资源产品价格的改革要推进一点；资本项对外投资的管制要放松一点；汇率的弹性要增加一点；今年由于通货膨胀的压力，我们的物价可能还会再上涨一点、使我们的顺差缩小一点；整个的结果会使我们的增长速度略微地放慢一点；相应的质量会提高一点。”

　　易纲表示，这么多的“一点”，如同一味“中药”，这个药方有这么多个元素，但每个变量上调整的逻辑是一致的，都是朝着“扩内需、调结构、减顺差、促平衡”的方向努力。在调控手段上，应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但仍应以经济杠杆、市场配置资源手段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