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地方两会，广州都是一个看点。这里的代表委员敢说真话，敢提出尖锐的问题；而相关部门及官员也愿意直面问题、回应问题和解答问题。

　　今年的广州两会，依然很热闹，从广州市市长万庆良的“广州其实很差钱”，到广州市政府办公条件差，各个副市长睡歪了腰椎、睡坏了颈椎，再到广州市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爆料，广州为了举办亚运会，背负了2100多亿元债务……这一系列的新闻，都颇能吸引眼球，并引发广泛的讨论和思考。

　　对于钟南山代表2100亿元债务的说法，广州市财政局局长张杰明的回答是，“亚运收支基本平衡”，并表示适当的时候会公开亚运账目。广州市人大代表、监察局局长杨建武说，由于统计口径不同，亚运的账目出现了不同的数据，需待财政部门作权威发布。

　　到目前为止，尽管还没有可靠的数据来证明广州亚运会到底花了多少钱，到底有没有负债，但钟南山的说法，确实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即公共财政支出到底该如何分配？当财政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应该优先满足什么支出？如果确实存在资金短缺的忧虑，类似亚运会的大型活动和场馆建设是否应该进行？

　　这样的设问，并非假设，而是现实需要面临的选择。广州市市长万庆良就在两会发言中表示，每天一睁眼就是一两千吨垃圾、五六百万吨废水要处理，想不到广州那么缺钱！2月20日举行的市政协问政活动中，广州市国土房管局副局长黄金锋表示，建保障房“很差钱”，可能考虑通过房产信托融资。在此前的政协分组讨论中，委员们对广州市教育投入只占GDP的百分之二点几表示质疑，认为“广州骨子里不重视教育”，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称。

　　类似这些问题，不只是广州会遇到，不只是现在会遇到，在接下来的很多年，各地政府都会面临这样的抉择。即在财政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形象工程”和民生工程孰轻孰重？哪个优先？公共财政该不该参与到经济运行和场馆建设之中？

　　对于这些问题，并没有统一的答案。就目前我国所处的阶段来说，“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还只是开始，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城市建设正处于扩张期，需要大量的财政资金和强有力的政府参与其中；一些公共服务设施、标志性建筑和形象工程，也是增加城市魅力不可或缺的元素……在整个城市化运动中，我们不能否认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但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当一个地方要举办类似活动的时候，要不惜巨资建造所谓的“标志性工程”和“形象工程”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衡量自身的财力去量力而行？有没有做好最节约的打算和精确的财政预算？有没有在场馆建设中奢侈浪费？有没有考虑不增加居民的负担，不减少居民的民生支出？有没有考虑巨型活动举办完成之后，这些场馆和工程如何延续使用，为民谋利？

　　在这些问题面前，香港做出了很好的回答，也给内地一些城市提供了很好的借鉴。香港特区政府想申办2023年亚运会，需要申请60亿港元的拨款计划。但是在1月14日的特区立法会财务委员会上，出席的55位议员，有14位投赞成票，40位投反对票，最终拨款申办2023年亚运会被否决。

　　尽管香港行政长官一再说明，未来12年香港在教育、医疗和福利等方面的投入将会超过2万亿港元，不论是否举办亚运，政府在民生项目的投放都不会减少。但反对的议员则认为，香港申办的时机未成熟，而且忧虑60亿港元的预算可能超支，造成负担，影响香港其他方面的发展。

　　可是，一些内地官员为何热衷于这些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建设？有些场馆甚至不具任何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造成了财政资金的巨额浪费。说到底，因为这些工程看得见、摸得着，容易出政绩，容易拉动GDP增长。而以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相关的民生投入，却需要耐心和时间去培育，不易出效果、出政绩。

　　在一个现代性的政府框架里，公共财政绝对应该是以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支出为优先原则的。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国财政资金投向公共服务领域时，在教育、卫生、文化、就业和再就业服务、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治安等方面的投入严重不足。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统计，我国10个特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30%，但世界银行推荐的合理比例应该在15%以下。在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公共安全等公共产品短缺、公共服务水平不高，尤其是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更为不足，不能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生存和发展需要。

　　一方面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投入不足，另一方面与经济建设和形象工程相关的投入又不惜代价，两方面的差距，已经成为制约社会协调发展的突出矛盾。以GDP为中心的财政支出结构急需转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府职能急需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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