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珏

　　今年春节期间 开始的“微博打拐”行动展开以来，全社会的注意力前所未有地聚焦到未成年人特别是儿童的保护上。其实儿童救助与保护一直是世界范围内的社会服务的重要内容。许多发达国家有较为完善的救护体制值得当今中国参考。

　　琥珀预警系统的启示

　　美国的琥珀寻人预警系统 （Amber Alert），作为一个救助失踪儿童的成功范例，可以为我们的儿童救助项目提供经验借鉴。这是一个由民间人士发起的，由媒体和执法机关共同执行的地方性寻人预警项目，对肇事者形成信息威慑，获得地区民众的积极响应，成功解救失踪儿童，并逐步在全美推广。快速反应，锁定适用人群，全媒体策略，民众、媒体、通讯商、交通部门、儿童救助团体和执法机构的互相配合，跨地域合作，是琥珀预警系统成功的重要因素。

　　1996年，年仅9岁的小女孩安珀?海格曼（Amber Hagerman）在阿灵顿骑单车时遭人绑架。当人们在市中心找到她时，她已经被残忍地杀害。这件事震惊了当地社群。达拉斯的居民们和当地电台联络，希望他们能够对儿童绑架事件播出特别警报，以阻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达拉斯/沃斯堡广播管理者协会联合北得克萨斯地区的执法机构，回应了当地居民的这一要求，设立了具有开创性的失踪儿童预警搜寻系统，这就是美国琥珀预警系统的雏形。自1996年起，琥珀预警系统先后在美国41个州开通。2003年，根据美国联邦法律，全美各州均开通了琥珀预警系统。截至日前，共有532名失踪儿童通过该系统获救，很多绑架者从广播和电视上听到琥珀预警后，主动释放了那些孩子。

　　根据琥珀寻人系统官方网站提供的数据，美国74%的被非家庭成员杀害的儿童，在其遭绑架后的前3个小时内被处死。为了及时预警，有效救援，琥珀预警系统有严格的操作规范，仅适用于18岁以下，受到生命威胁或严重虐待的被绑架儿童，不包括离家出走和危险程度较低的家人绑架案。这样严格的限定，是为了避免预警系统的滥用，这种滥用会导致民众降低对预警信息的敏感度，从而丧失对预警的迅速反应。

　　一旦一个孩子失踪，警方会迅速展开搜救取证，执法机构一旦确认符合预警要素，会立刻通知广播公司和国家运输官员，激活预警系统。电台和电视台中断正常节目，发布黄色警报，包括失踪儿童的资料和照片、绑架者的描述性信息和车辆特征等，同时录入FBI全国犯罪信息中心的数据库，开通专人接听的24小时热线，接受民众反馈信息，直到警报解除。

　　琥珀预警系统也可以通过公路电子指示牌、彩票、手机短信、电邮和网站发布预警信息。民众在收到一封由琥珀预警系统发出的电邮后，可与当地执法机构确认或在“全国失踪与受虐儿童中心”的网站上进行信息核对。琥珀预警系统升级为全国性平台后，该系统的寻人效果得到了显著提高，2001年仅有2个孩子获救，2006年则成功救出69名失踪儿童。

　　作为国家福利的儿童保护

　　琥珀寻人预警系统的成功并非偶然，这得益于美国完善的儿童福利体系。儿童福利是欧美等国的国家福利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并不是从福利国家形成的最初阶段就列入政策议程。福利国家，指的是国家在保护和推动公民的经济和社会福利方面扮演重要角色的政府，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70年代德国的俾斯麦政府，经历大萧条时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各国逐渐在全民范围内进行福利国家建设，随后美国也加入了福利国家的建设。

　　最初的国家福利政策主要集中于社会保险、公平薪酬、养老金和失业救济金等与劳工权益相关的现金福利。由于战争的缘故，二战后男性工人的锐减，出现了大量的女工人，女性劳工议题，尤其是与母亲身份相关的孕产假、育儿权等福利议题浮出水面。在男女推动者的共同努力下，母职主义运动促成了这些国家对儿童福利的重视，并逐渐制定并完善各自的儿童福利制度。根据成都市流浪儿童中心提供的资料，以美国为例，1974年制定《儿童虐待预防与处理法》（CAPTA），1980年制定《收养资助和儿童福利法》（AACWA），1997年制定《收养和安全家庭法案》(ASFA)。这些都为美国的儿童福利体系，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和政策保障。这一体系的核心目标是保护儿童免于虐待，保障儿童安全。儿童保护已经不再仅仅是母亲等人的家庭责任，而成为了福利国家的国家福利。

　　琥珀寻人预警系统，是非常典型的美国儿童福利体系的运作模式。以儿童需求为中心，集中救助最危险的失踪儿童群体，在第一时间发布搜救信息，以各类社会机构和组织作为主要的发起人和执行人，由国家支付主要的服务费用，动员社会一切力量参与社会救援，以成功救援为目标，实现无缝对接式的跨地域合作，最大限度地保障儿童利益。

　　建立以儿童需求为中心的社会服务体系

　　儿童福利体系，本质上是一种面向儿童的社会服务机制，将保障儿童需求作为基本原则，针对不同的儿童需求，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逐步建立和完善儿童保护和救助体系。福利国家在发起和推动这样的社会服务上扮演重要角色，是文明社会的重要发展方向。这里的国家，并不是单指政府部门，而是由具有最大社会资源和执行力的政府部门牵头，调动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的国民社群。政府并不是唯一的社会服务提供方，但具有重大社会责任，肩负主要的组织和协调任务，提供关键的法律和政策支持。

　　基于保障儿童安全的原则，不论是被拐儿童，还是残疾乞儿，都是身处险境、缺失安全、遭受虐待的儿童，应该尽快获得解救，这需要民众、媒体、儿童福利团体和执法机构的共同参与，尽最大努力调动社会资源。自1月17日“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的活动发起以来，我们欣喜地看到，社会各界都积极参与其中。打拐志愿者成功解救被拐儿童，普通网友天罗地网式的“随手拍”提供了众多有力线索，“宝贝回家”网和“天使妈妈”机构提供丰富实战经验，各大媒体跟踪报道，网络智囊团出谋划策，互联网高手日以继夜开发儿童救助软件和寻人网站，人大代表们提出立法议案，各地公安机关密切配合，地方政府高度重视。2月19日壹基金在北京宣布启动儿童救助项目，以第一家公募基金会的身份，加入了这场声势浩大的全民自发展开的儿童服务项目。

　　同样是基于儿童安全的需求，如何执行“网络打拐”、“禁止儿童乞讨”以及“随手拍解救乞儿”，也需要考量执行方法是否能保障这些处境危险、遭受虐待的乞讨儿童的自由和安全，保护他们免于身心的虐待，至少应尽量降低行动给他们带来的惊吓和羞辱。乞讨儿童和被拐儿童属于高风险环境下的儿童，尤其是那些被乞丐集团控制的孩子。为了保护这类儿童的利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制定了专门的儿童报道伦理，强调在报道他们时应保护他们的身份，防止因媒体报道给他们带来再次的伤害和羞辱。

　　过于轻率的拍照、泛滥传播，很容易激发乞丐集团对孩子报复和强迫控制，据《深圳晚报》报道，“随手拍”活动启动以来，深圳乞儿明显减少。此外，地方政府的严肃处理，也会伤害到儿童利益，据《贵州都市报》报道，云南红河垤玛乡为阻止外出流浪乞讨，规定中小学生假期一律不许外出。打击儿童乞讨的本意是让儿童可以自由安全地成长，但在垤玛乡，却变成了乞讨儿童的禁足令。削足适履的行动方式，源于行动原则的本末倒置。这些不足之处，提醒我们，在儿童救助的每个细节上都需要紧扣为儿童需求服务的核心原则，才能最大程度保证儿童利益。

　　不可否认，社交媒体—微博，在这次解救乞儿的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作为一个海纳百川的信息广场，不同背景、不同职业、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汇集在一起，以救助乞讨儿童为共同目标，各方意见互相碰撞、交锋，最终汇聚成一股强大力量，为推动我国儿童福利体制建设提供了巨大潜力，这也是中国向福利型国家转型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网络救助乞讨儿童，是一个很好的契机，通过整个社会，政府、媒体、社会团体和民众的共同努力，群策群力，推动儿童福利体系的健全和完善。救助乞儿，满足的是保障儿童安全，免受虐待的需求，除此之外，还有儿童的教育需求、健康需求、哺育金需求等现金、实物或政策形式的多种需求亟待社会服务项目的跟进。只有建立以儿童需求为中心的社会服务体系，才能全面有效地保障儿童的这些基本利益。

　　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