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字获奖理由：

　　国士献国策。以2008 年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为代表，中国金融进入了新的全球化时代，怎样在这样拥有新内涵的“战略机遇期”里纵横捭阖，夏斌先生这本《中金融战略： 2020 》，描绘了中国未来金融战略的“灯塔”。拳拳之心，深邃之至。

　　国士献国策

　　——评夏斌《中国金融战略：2020 》

　　徐以升

　　摸着石头可以过河，但摸着石头却不能过海。

　　经济30 年改革开放的成长，在中国经济之中成长起来的中国金融体系，已经快要过了河，但前面却是汪洋大海。怎么过海，将成为未来中国金融发展的主导思路，这一主导思路应该迥异于过去 30年的内部为主的改革体系。

　　夏斌先生的这一本《中国金融战略：2020 》，就是这个语境体系之下的深邃之作，是探讨中国金融体系如何“过海”的战略设计。

　　2008 年将是中国发展史上意义深刻的一年。这一年，在内部，中国改革开放 30 周年，中国经济规模开始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在外部，以次贷危机为引的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则将整个世界经济金融体系带入了重构期，中国过去一直强调的“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得到了改变。

　　内外统合考虑，中国过去30 年被动的融入型全球化战略，正在过渡成主动的参与型全球化战略。虽然还不是主动的主导型全球化战略，但已经从融入性过渡到参与型，从被动型过渡到主动型。这对中国而言是深刻的改变。

　　这种转变，尤其以金融战略为代表。展望未来10 年、20年、30 年，中国金融整体要从开发性金融体系向自由型金融体系过渡，人民币要从封闭型货币向开放型、国际化货币前进，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要从浅参与、被动参与过渡到深参与、主动参与甚至主导参与。

　　未来中国金融体系要实现的这一系列转变，是中国金融战略的目标，是要过的海的对岸。目前其实非常清晰，目标并不是战略，过程才是真正的战略。

　　夏斌先生即在此书中清晰的提出了中国未来十年的整体金融战略框架。这是一部宏大叙事，是一部金融国策论。

　　“充分市场化和有限全球化”，是夏斌先生在书中开列的中国未来十年金融战略主思路。笔者浅识，但深感这一判断的深邃之处，以此相反，如果未来十年中国走了一条“内部有限市场化，外部充分全球化”的路子，将是中国金融体系的最大战略误区。

　　所谓充分市场化，夏斌先生将其定义为，未来中国国内金融体系应该达到的两种状态，即应具备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应以充分的市场化为导向。这涉及中国金融机构改革的市场化思路，涉及中国国内依然管制的非市场化的利率体系等一系列金融基础。

　　只有有充分市场化的金融基础，才有条件推动后面的有限的全球化。笔者认为，除了金融政策、金融机构改革的市场化取向以外，未来十年中国内部的金融战略，还应包括致力于建设一个更具有深度的“金融市场”，尤其是固定收益类的债券市场。

　　美元之所以成为全球的美元，正是因为美国有全球规模最大最具有深度的金融市场。回首日元上世纪

　　70~90 年代，当时日本主导过的第一轮日元国际化，最后失败就败在日本国内并没有开放性的庞大的金融市场。中国未来的金融全球化要规避这一战略误区。

　　在外部全球化上，经济体量的上升，有可能会推动中国金融全球化的“冒进”。而实际上，在中国真正打好内功之前，冒进的金融全球化实是一场“拔苗助长”。中国金融外部全球化的战略主导，即应该是夏斌先生提出的“有限全球化”。

　　夏斌将其“有限全球化”战略，概括为，汇率制度上，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是战略过渡期内必然选择；资本账户的渐进开放原则；人民币国际化的漫长进程定义。

　　这种定义是深刻的。如果中国冒然采取“充分全球化”战略，即完全浮动的汇率制度、完全开放的资本账户、急进的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其前景不可能是成功，甚至是危机。

　　环顾当今世界，美元霸权体制主导了过去30 年的世界，美元利益是美国的核心利益。国际货币体系一直在美元本位下维持运转至今。这一国际货币体系，实是一种国际分工格局、国际利益格局的划分体系。

　　在过去30 年中，中国是这种美元霸权体制的受益者。思考未来 30 年的金融战略，中国可以明确，要改变这种格局，分羹美国目前得到的利益。但是展望未来 10 年的金融战略，中国需要评估，是去选择挑战这一利益格局，还是继续跟随这一格局，从中受益、成长？

　　在笔者看来，未来十年，中国的战略选择仍然将是继续做大内功、继续享受目前体系下的利益，同时绸缪 10年之后10 年的格局。这即是笔者理解的“充分市场化和有限全球化”的战略设计。

　　夏斌先生是中国的国士，是国务院参事室参事，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是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在目前这样一个信息碎片化、舆论短期化的时代，能够静坐书斋，以未来 10 年为视野，从国家战略出发，寻找中国未来的灯塔，不能不让人叹服。

　　我们期待到2020 年，再回看夏斌先生这本《中国金融战略： 2020》。

　　(作者为《第一财经日报》评论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