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婷

　　周小川指出，中国的制造业厂商在面临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仍有改善的空间来适应并生存下来，而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也已经初具成效。

　　他表示，外部经济不平衡通常来说有几种解释原因，一个是汇率，一个是经济结构的影响，第三个是储蓄。

　　而从经济实力的形成过程来看，就能从另一个角度解释当前的外部不平衡。

　　他指出，东西方经济体制不同，结合起来运用会有更好的效果。

　　“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货币的弹性很弱，而且比较负面。弹性和价格之间的矛盾，从经济政策的角度来说都源自于储蓄行为，而储蓄行为和经济政策又有联系。”

　　周小川表示，各种政策的制定都需要按照不同的经济情况来定。例如中国的预防性储蓄行为和社会保险政策、社会保障结构就密不可分，如果要对此储蓄进行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还需要长期的努力。

　　“许多人认为当今中国GDP的增长，依赖于出口贸易的能力，其实这也是长期累积的过程，从1900年到本世纪初期就开始形成了这样的格局。”周小川表示，“有时候，生产能力对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的需求都是可调节的，但这个也和价格弹性有关联。”

　　为何中国的投资者倾向于出口市场，为何中国不能把投资方向从出口转变到服务性领域和国内市场？周小川认为，这需要对投资者进行观察和分析。他认为，这些都是可行的，但是还需要长期引导：“因为对一个工厂的投资还包括更多方面，比如技术的革新、技术工的培训、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交通运输等。当投资一个市场的时候，投资的也是整个工业链，工业链中所有的参与者都参与其中。在这样的环境下，会产生几个先行者，而其后的几个和弹性变动会花费更多的时间。一些企业不得不仰赖出口，它们别无他法，不过它们仍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如增进生产力、降低成本、引进新技术、更新产品、提高销量。”

　　面对人民币升值压力，周小川说：“我们曾经问过出口商，如果人民币升值，你们将如何应对？他们说，若人民币升值3%，那么他们将被迫关闭工厂，但真的升值3%以后，他们却表示，经过努力调整后工厂还是能够存活下来。”他认为，这表明出口商有改善的空间来适应并生存下来。

　　但这种一味依赖制造业和出口的情况在发生改变。周小川在讲话中透露了一个好消息，根据央行对银行贷款去向（尤其是长期贷款）研究的金融数据，中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已经初具成效：“上世纪90年代，超过一半的银行贷款投入到制造业，以支持制造业扩大生产，其中一些也是鼓励外资在华建立工厂。但现在这个数额逐渐下降了，去年的数据显示，现在只有20%的新增贷款进入到了制造业，这说明产业结构已经开始调整。剩余的大部分贷款投向了服务业、国内发展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当中。”

　　因此周小川认为，这是个很好的发展势头，如果在更长一段时间内，那么这种改变将会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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