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夫

　　中国的官员数目究竟是多少？这永远是个谜。

　　公务员队伍对外公开的数据是678万，这不包括学校、医院等3000多万事业单位编制人员，以及几百万的军队。严格来说，普通公务员、教师、医生、士兵等算不上官员，通常只有拥有一定领导职务和实际权力的公务员才是真正的“官员”，这样一来，官员的数量就大幅瘦身了，估计也就是几百万左右。

　　官员无疑是风光的。按照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人在解决最基本需求以后，最终会向自我实现的需求转变。最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潜在能力，成为所期望的人物，做官无疑可以满足人的内心的某种成就感。一方面，在中国几千年传承下来的官为大的价值观根深蒂固。一方面，在中国这个政府掌握绝对资源的社会，作为政府的官员无疑可以分享到这种资源带来的分配权力。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很有钱的富豪们，还是要围绕在官员身边。即便华人首富李嘉诚也曾经告诫过手下，富不跟官斗。

　　但在中国官员风光的背后，也不见得都是鲜花与掌声，因为需要官员做的选择题太多，真实世界里面的官员的生存状态，是充满了纠结与焦虑的。

　　第一个是为民还是为己的选择题。

　　尽管官方提出来官员的核心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但我们不可否认的是，人是个追求自身利益的高级动物。官员也是人，他必定也有自身利益的需求。既做到为人民服务，又满足自己利益需求的双赢就是最佳状态。然而在现实中权、财、色，往往比看起来崇高但做起来很艰难的“为人民服务”更加诱人。所以官员往往向满足自身利益需求的天平一端倾斜。

　　我们可以看到每年有无数的官员因为违法乱纪被处理。被处理的胡长清、成克杰、杜世成等官员的背后，都有着财色的因素。再加上，目前客观存在的监督机制不完善，导致了很多官员，尤其是一把手官员大权在握。权力就意味着资源和财富，自然就会有足够多的资源千方百计地去靠近权力。乃至有被处理的官员这样感叹，当我手里拥有权力的时候，面对金钱和美女等诱惑，我拒绝一次可以，两次可以，但五次、六次我就抵挡不住了。在人性与理想面前，在自我利益与公众利益的选择题面前，很多官员想不纠结都难。

　　第二个是对上与对下的选择题。

　　目前的政治体制是中央集权体系，中国的官员是由上级任命。而官员们直接面对的又是自己辖区内的群众。官员既要讨好上级，按照上级的政绩考核去落实，但同时又要考虑到区域内的利益。而很多情况下，地方和上级的利益目标不一定相符。比如中央政府要对过剩的钢铁生产能力进行压缩，但对一个地方而言，一个钢铁企业意味着本地的就业、财税收入。官员在这种利益冲突过程中，往往需要不断的平衡各方面的利益，最终加剧了官员的纠结与冲突。

　　第三个是人情与规则的选择题。

　　官员的生存是有规则的，大的规则是国家法律，小的规则是部门、区域的管理办法。而中国又是一个人情弥漫的国家。伴随着人情会诞生出足够多的潜规则，当然这种潜规则也直接关系到官员的利益。比如，一些高官老家的乡长、县长们，按照规则是不能对这些高官老家的亲戚予以照顾，但接近高官不论于公于私都可以给本地和官员自身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于是，乡长、县长们一定会千方百计予以照顾。但这种照顾又不能拿到台面，更不能被媒体知道，于是官员们必须在如何把握好这种潜规则的度上面，进行无数次纠结后，才决定最合适的照顾方式。

　　第四个是前途与年龄的选择题。

　　中国目前的官员提拔制度，和年龄有直接的关系。比如，省部级干部可以干到65退下来，省纪委书记可以干到63，副省级干部只能干到60，这也就意味着，每个官员要想提拔必须能够卡好时间点，过了这村儿没这店儿。所以很多厅级干部，在50岁之前必须要千方百计的往前冲，因为冲上去了，可以继续延长政治生命，而没有冲上去，政治生命就可能提前结束。于是，很多官员在这个时间关卡上，官员会动用自己的一切资源去做政绩，便于自己提拔。在这一过程中，往往会打大量的擦边球。这种擦边球打得好，官员就升上去了，打得不好可能会擦枪走火。在机会与风险面前，官员纠结是无可避免的。

　　第五个是伙伴与对手的选择题。

　　官员的成长过程中，同事既是伙伴也是对手。同事既可以帮助官员出政绩，也可能因为竞争关系，而给其下套。于是很多官员，既要用好同事，也要提防同事。最近爆发的江西国土厅案中，几个副厅长联手举报厅长，而厅长也反咬几个副厅长，最终全部都进去了。可以说，在官员的利益竞争链里面，每个人都如履薄冰，小心翼翼。

　　官员的选择题还远不止这些。众多的选择题，必然让官员们内心充满了纠结，而纠结会带来焦虑，焦虑会带来巨大的压力，直接导致了目前官员们的平均寿命并不长，抑郁症层出不穷，官员跳楼前赴后继。按照这种语境来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在中国做官真不容易，做一个有实权的官更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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