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谭洪安，郑光辉

　　襄阳的大名，凡对中国历史稍感兴趣者，可谓无人不晓。《三国演义》120回书中，据说有30多回的故事发生在此地。

　　不过，这个建制史长达2800余年的古城的名字，在过去将近28年里（1983年8月并入襄樊市），已从外界公众视野中淡出，唯有老襄阳人仍念念不忘。

　　几经奔走努力之下，2010年12月9日，经国务院批复，襄阳得以“正名”，一时引来各方热议，或褒或贬，不一而足。

　　但看起来，襄阳市副市长杨绪春不愿把时间花在为此事“辩护”上。这位拥有经济学博士头衔及美国俄亥俄大学商学院MBA学位的年轻地方官员最关心的是，曾经辉煌的襄阳城，如何能在日趋激烈的区域和城市发展竞争中，走出一条新路来。

　　工业立市

　　《中国经营报》：根据我们得到的数据，“十一五”期间（2006年～2010年），你们的GDP从675亿元上升到1538亿元，年增长速度从12%逐年攀升到16.2%，GDP占湖北全省的比重也从8.42%提高到10%以上，位列前三名。这是一份可观的成绩单，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杨绪春：我先给你提供几个更具体的数据，2010年我们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年产值超过2000万元）完成增加值681亿元，同比增长26％以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近45％，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增长约38％。取得这样不错的成绩，是因为我们采取了比较明确的经济发展战略。

　　首先是加速工业化进程。就一般规律看，产业演进有其不可逾越的阶段，产业尤其现代大工业，是资本、劳动力的聚集体或依附体，也是财富创造的最重要源泉。近几年襄阳市政府坚持“工业立市”的目标，树立了“产业第一、企业老大”的观念，优先支持工业企业发展，市内重点策划和建设了国家级的襄阳高新区、汽车产业园及深圳工业园，还有航空航天工业园、余家湖工业园、台商工业园等，全市第二产业比重达到了50%以上。即使是第一产业农业，我们也努力按工业化的思路在做，加强其规模化、标准化和市场化。

　　其次是加速资本的聚集。判断经济增长的基本指标，仍然是资金或资本，加速资本的聚集和增值是最重要的。这几年我们除全力挖掘本地企业潜力、激活本地资本活力、掀起全民创业热潮外，还通过多种渠道吸引和聚集外来资本，获得显著的成效。

　　第三是加速技术水平的提升。坦率地说，襄阳这样一个地处中部的地级城市，技术研发和自主创新能力都是有限的，也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撑和养活一批能产生高质量研究成果的机构与人才。我们只能变“他主创新”为自主创新，建立“产学研联盟”，集中资金有重点地引进外来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本地的技术优势。我们在湖北全省第一个成立“院士专家服务中心”以及院士（专家）工作站，扩建了鄂西北人才市场，出台了《隆中人才支持计划》、《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实施意见》等配套政策，也列为了全国知识产权示范城市之一。

　　招财有道

　　《中国经营报》：我们注意到你攻读的是财政学专业，2008年初到襄阳任职前，又曾在湖北省财政厅工作过多年，能不能再具体解释一下，襄阳怎样通过多种渠道吸引和聚集外来资本？

　　杨绪春：我们是“三管齐下”，招商引资、银行信贷和资本市场，一个都不能少。

　　不管对哪一个地方政府来说，招商引资都是一场全面的、艰巨的、持续的、不断动态升级的战役，是一个不断用镜子照自己和别人，寻找差距、持续改善环境的过程，也是检验对外开放程度和地方干部能力的试金石。2008年，襄阳市组建招商局，动员全市力量为支持经济发展，同时把对招商项目的熟悉程度和参与力度，作为县市区主要负责人工作业绩的重要考核标准。以新设立的深圳工业园为例，不到3年时间，引进的工业项目就达80多个。

　　我们都清楚，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竞争下的信用经济，完全依靠自己那点本钱，缺乏信用资本的放大，小到一家企业的产值，大到一座城市的经济总量，都难以真正做大。搞得不好本地资金还会让其他城市和地区抽走，断了经济发展的“血脉”，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相比，中西部城市贷款/存款比例（贷存比）偏低就是明证。2010年，武汉市的银行存量贷存比高达83%，一个城市就占了湖北全省贷款比重的63%，等于省内其他大多数城市都为武汉“输血”了。襄阳市的银行存量贷存比一度只有 45%，经过近3年努力，达到53%，增量贷存比接近68%，银行资金外流现象有所减缓。

　　我们的做法是，不断地推动银行尤其是股份制商业银行与企业间建立信用关系，以促进地方信贷额的增长，又建立了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网，有2000多家企业网上注册申办贷款卡，共获得授信130多亿元，实际取得贷款80多亿元。2010年，襄阳全市银行信贷余额增量，在省内仅次于武汉排名第二。这一系列实践曾引起湖北省主要领导关注，称之为“襄阳的金融模式”。

　　最近几年，我们还不断努力推动本地企业对接资本市场，包括成立本土投资基金，并引进外地风险投资和创业投资基金，支持市内企业发展，迄今为止一共储备了近80家计划上市的公司。2010年，襄阳有两家企业在创业板成功上市，有数家公司正在积极筹备上市，我相信未来几年内，资本市场上会有越来越多襄阳企业的身影。

　　汽车“大梁”

　　《中国经营报》：从地图上看，襄阳刚好位于省会武汉与汽车城十堰之间的“汽车工业走廊”上，汽车工业在襄阳的产业结构中扮演何种角色？

　　杨绪春：汽车和军工企业是襄阳工业的最大亮点，目前汽车工业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48%，几乎是半壁江山了。我们是东风汽车重要的事业基地，也是国家汽车动力和零部件制造基地之一。全市汽车及零部件生产企业300多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240多家，年销售额接近300亿元的龙头企业有2家。2010 年，全市生产整车48万辆，发动机66万台，车桥119万根，全年实现汽车工业产值1100亿元，同比增长56％。除了实现千亿产值外，襄阳的汽车及零部件产业还具备“多品种、宽系列、高智能、模块化、纯电动”等鲜明特色。

　　在壮大传统汽车产业的同时，我们正重点发展新能源汽车。目前，襄阳是国务院批准的“国家公共领域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试点城市”，也是国家工信部确定的“新兴工业化——新能源汽车产业示范基地”，国家质检局又刚刚批准设立了国家动力蓄电池检验检测中心。襄阳现有新能源汽车研发和生产的企业及院所15家，已启动了整车、动力电池、驱动电机、驱动系统模块、控制器等大型项目建设。按照规划，到2015年末，全市新能源汽车产业整车达到2万～5万辆的产能，形成11个系列的整车型谱，动力电池达到30亿～60亿安时产能，驱动电机驱动系统和驱动模块（含控制器）达到5万～10万套产能，形成30家以上企业的产业集群，实现产值1000亿元。

　　我们不仅主攻汽车产业，还注重多项产业支撑，装备制造业、冶金建材、电子电器产业都要做出自己的特色。比如说，我们充分发挥军工企事业单位相对集中的优势，全面加强与央企集团的合作，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制造业、新材料、生物产业、航空航天产业等领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提高了产业竞争力，全市有13家企业的规模跃居全国同行业第一，在全国排名前列的特色产业集群也增加到了28个。

　　政策弹性？

　　《中国经营报》：现在大家都在关注“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进程，湖北无疑是这一战略的重要核心，而襄阳作为湖北经济三强之一，怎么看待面临的机会和挑战？

　　杨绪春：当前中国不同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相当严重，而这种不平衡未来很有可能继续加大，原因就是市场经济中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中央政府应该通过差异化的区域经济政策，尽可能地缩小不同区域之间的经济落差。

　　打个比方，冬泳爱好者上岸时，身体最冷的部位是手指和脚趾，因为这里离心脏最远，这时候最需要用热水暖和一下。北京、上海这些特大城市，是中国经济的心脏地带，他们能得到的资金和资源，永远是相对充足的，跟灯红酒绿一片亮的大城市相比，我们常常是缺煤少电，这是很现实的问题。有时候“一刀切”的政策，对处于不同水平的区域和城市，实际上是不公平的。举一个最近的例子，国家推行淘汰落后产能政策，不论东部还是中西部，都采取了同一标准，真正需要限制调节的对象未必受影响，一不小心反而让中西部很多还没长大的企业和还没成熟的产业，面临被淘汰的命运。但我们一个小小的市县地方政府，没有办法影响或改变宏观政策的走向。

　　襄阳市地处湖北省北部，居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中游，秦岭大巴山余脉，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湖北省域副中心城市，全国重要的铁路交通枢纽和汽车工业基地，鄂、豫、渝、陕毗邻地区的中心城市。

　　2010年12月襄樊市更名为襄阳市后，行政区划不变。全市版图面积1.97万平方公里，人口588万，城区面积100平方公里，人口120万，市区经济稳居湖北省第二位，全地区经济位居湖北省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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