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理达

　　 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日本名义GDP为54742亿美元，比中国少4044亿美元。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金融危机的阴霾中，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令世人瞩目。但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结构的局限性和脆弱性不容忽视。在GDP跃迁之后，中国应如何自我定位？高增长的奇迹如何可持续？为探讨相关问题，本期本报采访了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野村证券亚洲经济部门副主管木下智夫、日本大学商学院教授李克，是为21世纪北京圆桌第283期。（曹理达）

　　 GDP反超后的中日比照

　　 《21世纪》：以GDP总量来衡量，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何评价近年来中日两国经济的表现？

　　 汤敏：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没有多么值得庆祝。我们的人口比日本多11倍，一个国家国力的强大，关键要看人均GDP，从这个角度说，我们仅为日本的1/10；其次还要看整个经济结构，包括社会发展、人文、文化等。我曾举过一个例子，据统计1893年中国GDP排名世界第一，但1840年鸦片战争我们被打败了，1860、1900年我们又被打败了，世界第一的时候尚且如此，第二又算得了什么？因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目前我们的GDP总量较大，但还存在很多问题：首先是收入分配，贫富悬殊、地区差距越拉越大，劳动者收入在GDP中的比重越来越低，造成内需不足，需要依靠出口；其次，社会发展方面有很多欠缺，不仅是经济，我们的社会、文化、人文方面还存在很多欠缺；再次，我们为如此高的GDP付出了巨大的环境、资源代价；最后，经济增长关键要看未来的潜力，目前我们的教育、科技、自主创新还处于一个较低的层次。因此，我们不值得过于骄傲，反而应该趁着GDP排名世界第二的东风，好好地反思经济结构中存在的问题。

　　 木下智夫：从日本方面来看，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日本的经济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但是也不能说日本经济已经陷入衰退。去年日本的GDP增速达到了3.9%，是比较好的增长，危机之前的2003年-2007年日本GDP年平均增速也达到了2%以上，当然和中国的高增速相比，这样的增速显得有些低了，但日本已经是一个发达经济体，人均GDP已经超过了3万美元，在这样的阶段，日本不可能有5%、6%的高增速，所以近年来日本经济的表现没有那么糟糕。从中国来看，以中国的经济规模和增长速度，GDP超越日本是很自然的事。中国经济的增长对日本来说是非常有益，日本在中国的企业、投资都在不断增多，中日两国的经贸关系也越来越紧密。中国作为日本最重要的邻国和经济伙伴，它的经济繁荣将会帮助日本经济有更好的表现。所以，日本的民众对中国GDP超日本的态度是比较积极的。

　　 李克：GDP只能够粗略估计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和增长水平，但并不能反映一个国家经济的品质和软实力。虽然中国GDP总量超过了日本，但从人均来讲，还只有日本的1/10，差距仍比较大。我们应尽快放下“GDP情结”，改变90年代中期以来所形成的“世界工厂”的经济增长模式。

　　 从一个国家的国际经济地位和品质来讲，国民生产总值GNP比GDP更有意义。GNP包括日本的海外资产和收益，目前日本光在东南亚就有近三万亿美金的海外资产，日本海外资产的总额约占日本整个GDP的1.1倍，这相当于在海外还有一个日本。比如，在中国的日资企业，它的收益是算在中国的GDP里的，但从GNP的角度来说却是日本的。所以从GNP角度来讲，中日之间的经济差距更加明显。我们现在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一些中国企业开始做海外并购项目，但做得不很理想。比如我们也买了不少外国债券，但这和有品质的海外资产不太一样，海外资产的实力更多的应是反映在企业资产的质量上。索尼、丰田这样的海外工厂，它们能够立足、发展，和它们的品质和品牌有很大关系。所以，应当把GNP和GDP综合起来考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品质和国际影响力。

　　 转型突围与增长前景

　　 《21世纪》：中国产业结构目前面临怎样的发展瓶颈？即将消失的“人口红利”，土地、资金成本的上升，中国企业未来的竞争力如何保持？产业结构如何调整？

　　 李克：中国要转化经济增长模式，就是要把“世界工厂”和“GDP情结”尽快转化过来，把经济增长落实到经济品质的提高和老百姓的生活质量的提高上来。从GDP增长来说，中国目前主要是靠投资和外贸，依靠低成本和低要素价格；日本则主要靠内需，内需对GDP的贡献率超过60%。因为内需比重很大，同时日本国内市场对产品品质的要求比较高，这就逼迫厂商必须不断提高质量，同时关注对环境的影响。所以，日本企业对研发投入非常重视，并且保持动态增长。

　　 中国目前仍然只在谈论“产业集群”的概念，但实际上国际上的产业发展已经到了产业集群加产业网络的层面，而且后者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产业网络的内涵是我们除了制造环节外，还要考虑对产业发展趋势的控制和相关的研发投入、以及对市场的控制和其它配套服务。中国现在的情况是所有的投入都被挤压在制造环节这一块，对产业发展趋势和高端研发控制不住，对市场也控制不到，因为我们没有品牌和海外市场网络，这样最后得到的利润就很薄，变成给别人打工的状态。

　　 我们现在谈鼓励企业走出去，思路一定要清楚。中国企业不缺乏制造能力，缺乏的是研发和市场方面的控制力和能力。企业走向海外，也是打通这条通路的一种短期的权宜方式，但提升经济发展品质的根本方式还是靠自主研发、自我能力的提高。中国一是应当有意识地通过海外并购来让国内企业接触到一些比较前沿的技术和产品，解决在研发和技术方面提升的问题，或市场通路的问题；二是可以通过引进人才，原来是招商引资，现在要把这个“资”换成“智”，要引“智”。可以把国外退休的专家或没有退休的骨干，通过一些优厚的待遇吸引进来。他们能带来的不仅是技术，还有海外的一些人脉；三是在引“智”上，我们自己也要输出去，要有意识地组织一些企业家、官员、社会高端人士，到海外接受一些比较高端的培训，在智力方面双向流动起来。

　　 木下智夫：中国现在已经进入到中等收入的发展阶段，未来增长的潜力是非常大的。经济政策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扮演了有益的角色，去年出台的“十二五”规划也明确了中国经济的转型目标，即从外需拉动转变为内需拉动。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沿海地区的外贸企业因为成本的上升、人民币的升值，面临很大的经营困难，未来这些企业可以向内地转移。同时，产业结构的升级，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构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

　　 从人口结构来说，人口红利确实是中国高增长的重要构成因素，但是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却不止于此。不断提高的劳动生产率、资本的投入等，都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日本的人口老龄化问题非常严重，养老和医疗给财政带来非常大的负担，政府很难应对。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会在2014-2015年达到峰值，人口红利的消失会给中国带来挑战，但只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中国经济仍然能够持续高增长。当然，这里的高增长并不是说中国未来会保持10%以上的GDP增速，长期来看，中国未来的年均增长率会在7-8%。

　　 未来中国经济的最大挑战就是产业升级。长期以来，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贡献很大。目前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相较发达国家还是相对便宜，仍有竞争力。但未来工资仍将持续上涨，如果产业结构不升级，劳动者的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都将不可持续。中国政府已经出台了对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扶持计划，在产业升级方面应该会有更多的动作。

　　 中国角色再定位

　　 《21世纪》：日本经济从战后的高速增长，到90年代泡沫破灭，再到后来长期的经济低迷，您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现在所处的阶段，会否重复日本的道路？

　　 汤敏：日本的教训主要有两个：一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房地产和股市泡沫崩盘以后，对日本金融业、制造业造成了沉重的打击，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缓过来。二是日本目前较低迷的增长，与它的老龄化速度加快和创新能力减弱有关。当然，中国现在和日本不可同日而语，中国有广大的农村人口，不能说日本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但确实需要吸取他们的教训。从日本社会看，如果老龄化达到一定程度，这个社会的活力就会减少；中国很快就要进入老龄化，而我们的计划生育政策、退休政策使老龄化速度更快，所以我们一定要防止未富先老。

　　 李克：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中，增长的驱动力是不同的：第一个阶段靠市场化，中国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就是这种模式；第二个阶段靠要素的投入的增加，如农民工进城，通过各种生产要素增加来驱动；第三个阶段靠资产价格的提高，如现在中国房地产价格增长，到后期还会有一个资产与要素价格与国际接轨的过程，如现在北京、上海的房价可以和东京、香港相比；劳动力工资方面，在香港和上海的收入差距慢慢缩小。所以，我不太同意中国经济未来会有一个低增长的阶段，至少10到15年内不会发生。

　　 这其中有两个最大的推动因素：一是资产价格的商业化过程在中国远未结束，中国还有65%左右的土地没有市场价格。土地、林地这些最基础的生产要素在不断市场化过程中，就会对中国的GDP经济增长至少贡献1.5%-2%。当然这里所讲的不是房地产公司，而是包含了上下游相关联的行业包括建材、电力、交通等。二是中国还有大量的农村人口，城市化过程也依然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中国在19世纪初GDP就占全球三分之一左右，现在却只占全球的8%左右，如果单从GDP发展空间来讲，我们的潜力还非常之大。因为，GDP的总量从大历史周期来看，是和人口规模有很高的相关度的。

　　 《21世纪》：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中日两国将如何定位自己的角色和责任？

　　 木下智夫：中日两国在经贸领域的合作将会进一步地加深，同时在面对国际市场时，在很多的产业领域里，中日企业也会发生竞争。竞争不是坏事，有助于两国的企业提高科技含量和生产率。在政府层面，中日两国应致力于放宽相互之间进行贸易、投资的各种限制，促成“自由贸易协定”的达成。如果东亚各国政府能够合力推动自由贸易协定和东亚一体化的进程，东亚地区的经济繁荣就会持续，将成为未来全球的增长中心。

　　 李克：从经济和产业层面来讲，东亚一体化过程并没有任何大的障碍，总的趋势还是在往一体化的方向走。比如，最近两年我们在日本开始做了很大的一个工程，就是帮助日本中小企业和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直接对接，帮助中国的产业升级。当前一个非常好的趋势就是大家考虑问题越来越理性，中日的共同利益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文化、意识形态、国别方面的差异逐渐被放在一些次要的位置上，这是东亚经济一体化最主要的发展基础。

　　 因为东亚一体化并不是一个政治联盟或文化联盟，最根本的基础还是共同的经济利益。当然，未来中日之间还会不断出现各种插曲，但大家不要过度介意和看待这些负面因素。东亚一体化需要一个过渡期，中日双方都需要在过程中不断提高自己的认知能力和国际视野。从整个东亚发展来讲，中日关系和合作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需要强调双方之间的相互了解和沟通。我个人不主张过度渲染“中日友好”的概念，因为中日关系双方对友好的理解和内涵定义是有差异的，友谊谈论得越多，有时候反而使得双边关系更加脆弱。我主张将中日关系界定为“利益共同体”，这个定位将更加准确，也更加理性，不要谈论太多务虚的东西，把它落到实处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

　　 （因时间原因，汤敏发言未经本人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