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浙劳资博弈苦寻平衡点
江浙劳资博弈苦寻平衡点
本报记者 张汉澍 应辽产 上海 浙江报道
在上海的郊县经营着一家农用品加工工厂的老板章工正在焦急地招人。
根据章工最初的想法，兔年初七那天要准时开工。但令他尴尬的是手下几十个工人中90%并没有回厂的迹象。
“2000元包吃住是我这能给出的最高待遇了。”章工对本报记者说。就在这两周，他已经委托了数家劳务中介公司帮助其招募工人，但从当下的结果来看效果并不算好。
而就在上海这座城市的另一端，来自山东聊城的老周同样在焦急地寻找着合适的工作。记者看见他的时候，他正在上海火车站北广场参加上海闸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举办的一场外来务工人员招聘会，“现场招聘的岗位大多是2300元左右，不包吃住，我想找个3200元上下的。”
浙江飞龙电气有限公司董事长郑尧存则对《华夏时报》记者讲了这样一个现象，往年春节后，火车从金华到温州，车厢里都站不下，现在到温州的火车一路开过来，车箱里的人越来越少，到温州就基本没人了。
“今年用工荒会特别严重。”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对本报记者直言：目前温州缺工在70万-80万人左右。
工人要涨工资，企业又苦于利润空间不大。劳资博弈背后，由于许多劳动密集型企业竞争力和利润的不断下滑，如果劳动力成本快速增长加速了企业的破产，众多打工者的未来同样不会乐观，由此劳资博弈似乎已陷两难。
劳动力不再廉价
为“争夺”劳动力，上海一些企业在春节后派遣近400辆长途大巴奔赴安徽、江苏、河南、湖北等地，到家门口接回农民工。
章工显然不具备这样财大气粗的实力，“我现在只能带着剩下的几个工人亲自下车间干活。”面对眼下的窘境，章工显得很无奈。
而无奈的还有上海斑邦实业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伊洪，这是一家以生产条码设备和射频电子标签为主营业务的制造企业。“眼下我们这个行业很多公司的生产线都没法开动，一条较长的生产线需要100多个工位，如果停一天就是几十万的损失。”伊洪能给工人的工资仅为1500元。
上海市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副主任赵建德对外介绍说，今年上海初步估算用工缺口约为20%。
而在打工者方面，老周对记者说：“找工作我现在也急，现在每天没有任何收入，回上海好多天了，开销光出不进，但薪水太低的话也没干的积极性。”
据浙江恒一气动有限公司董事长朱乐飞介绍，恒一的普工工资一般都在3000元以上，年底还有一定的奖金。
上海富宇劳务服务有限公司招聘部的一位负责人向记者表示：“尽管我们预计元宵节过后打工者返沪的规模将更大，但是由于劳资双方在薪酬价位上的区间落差很大，估计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达到新的平衡状态。”
但记者调查发现，上海并非所有行业都面临用工荒。在一些利润充足、平均工资较高的行业，劳动力的招募并不成问题。2月17日，上海寰洋国际船舶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许超声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船舶领域目前没有发生招工难现象，因为包工头利润比较高，即使是船上的油漆工，收入也都在3000元以上。
同样，规模较大的企业在招工上也会更容易些。人民集团人力资源中心主任朱为民对本报记者称：“春节后老员工返工率达80%以上，用工缺口并不大。”但朱为民也承认，现在温州的工资再不涨，就很难进一步吸引到人才了。
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赵树清介绍，企业员工流失率只有2%-3%。但在周德文收集的数据里显示，浙江的返工率可能普遍减少两成。
涨薪空间受限
一面是劳动力越来越贵，另一面企业涨薪幅度又受限于利润空间。周德文从中看到了两难。
人民集团董事长郑元豹告诉本报记者，他的企业工人工资去年涨了20%左右，今年还要涨。谈到不断涨薪的原因，郑元豹称，现在农业也发展了，很多工人在家里就能赚到钱，不给更多谁还出来？
赵树清称，奥康公司去年工人工资也涨了20%以上。
上规模企业有涨薪能力，像中小企业老板章工就觉得有些力不从心了，“现在基础原材料、土地厂房租金什么都在涨，工厂的利润率只有将近5个百分点，而工人的成本已经超过40%，没有利润我拿什么去给他们涨工资？”
这并非个案。由于缺少定价权和议价能力，国内劳动密集型企业普遍利润微薄。雇佣廉价劳动力，靠数量扩张来获取利润成为了这类型企业主要的增长方式。
正略钧策咨询发布的《2010中国薪酬白皮书》中指出，受人才供给减少和高等学校毛入学率上升的双重影响，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在2008年时开始显现。
在郑尧存看来，刘易斯拐点的确已经出现，现在不仅仅是涨工资的问题，原来这些人要外出打工，现在在自己家门口也能赚到钱，原来欠发达地区进入发展阶段，也需要劳动力，造成劳动力输出形成本地化。这和赵树清的观点如出一辙。
周德文分析，今年订单有，但利润很薄，企业不敢贸然加薪；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后，用工荒问题不是企业自身能够完全解决的问题，也不是简单加点薪就能解决的问题。
2月16日，华东师范大学长江流域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徐长乐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依靠廉价劳动力发展的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劳动密集型企业必须做出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注重科技进步。”
但是升级转型又谈何容易，伊洪对此非常着急。他对记者表示，企业也不想再靠粗放式的劳动密集型模式继续经营，但是无奈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十分有限。“我们生产的条码设备和射频电子标签都是仿照国外的技术，但是海外的科技指标已经可以做到30米外的识别，而国内最多只有60厘米。我们的平均利润也就7%。”
伊洪说他不是没想过给员工多发点工资，但是那样企业就得破产，到时候大家谁都没饭吃。
欢迎用脚投票
本报评论员 李爱明
年年用工荒，年年招人难。
今年用工荒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从过去的东部沿海蔓延至内地，从局部地区蔓延至全国，甚至传统意义上的劳工大省安徽、河南等也出现了数以十万计的劳工缺口。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变化，它意味着廉价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的确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认为，这一重要变化意味着经济学上的刘易斯拐点已然到来。
所谓刘易斯拐点，意指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这一理论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在人口流动模型中提出。
简而言之，在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是人求工作，不涨工资也会有源源不绝的劳动力来争抢工作机会；在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后，是工作求人，老板要是不涨工资就难以找到需要的员工。
在用工荒现象愈演愈烈的近几年，关于刘易斯拐点的警示不绝于耳。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份报告就提出，我国的劳动力正由过剩向短缺转变，拐点将在十一五期间出现，确切的时间可能是在2009年。尽管由于其后突然爆发的金融危机，大量加工企业订单减少，使得用工荒的现象有所缓和，但是劳动力短缺的长期趋势并没有因此而发生本质变化，眼下全国各地的用工荒即是明证。
不可否认，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发展获益的“人口红利”正在枯竭。过去一过春节，廉价工人从五湖四海源源不断涌到珠三角的情景已成记忆，“东莞塞车，全球缺货”的骄傲也许很快就成为绝唱。因此，我们认同社科院关于刘易斯拐点实际已经到来的判断。
问题是，如何认识来势汹汹的用工荒？
我们认为，一方面，不应回避中国30年的发展过程中，劳动回报率与资本回报率的巨大落差，目前的民工荒其实是市场进行的自我纠偏。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轮子是靠廉价劳动力推动的。在此意义上，用工荒可以解读为“廉价劳动力荒”。说白了，民工过去可以忍受很少甚至不参与经济红利的分配，但是，在就业机会大量增加的现在，民工不仅有权而且主动要求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否则就用脚投票，离开企业。
在此意义上，用工荒也可看做“民工权利荒”，实际反映的是权利和制度的短缺。用工荒，“荒”的其实是价值，“荒”背后其实是一种劳动力市场价值的自我纠偏，是对过去需要补偿的劳动力价值进行滞后的买单。
另一方面，农民工用脚投票，对于加速产业升级有着比政府有形之手积极引导更为直白和有效的力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本届政府一直提倡和引导的，但是由于金融危机导致的“保增长”等原因，政府在实际执行层面的工作还有待加强。更关键的是，政府从上而下的推动总是不如市场自我进化的力量更为有效。
纵观中国30多年的改革路程，中国诸多产业都是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发展起来的。大量加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更是盈利水平低下，如果不剥削廉价劳动力的人工成本，则难有利润可言。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珠三角和长三角大批企业倒闭，就与盈利水平低、抗风险能力弱紧密相关。而用工荒迫使企业不得不提高用工价格。这种外力逼着劳动密集型企业转型，提高产业附加值、创新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从这种意义上讲，用工荒对中国产业转型不仅是一个预警，更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毕竟，无形之手总是比有形之手更聪明，也更有效。
可以断定，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终结后，国内劳动力市场将开始进入存量劳动力竞争时代。在劳动力增量受限的情况下，各产业必然要在既定劳动力中展开竞争，劳动力价格的提升将成为必然。这对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将是最大的福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