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格林

　　我们不是第一代以恐惧的心态看待未来的人，但也不是最后一代人。本次危机爆发初期，作者参加了一个金融会议，会后访问了米兰大教堂，那是一件无以伦比的艺术精品，它是世界上最大和最美丽的教堂之一。作者提出，认识到大教堂建设的条件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大教堂地基的石头始建于“黑死病”年代，经过400年才完工。开始建设大教堂的人并不知道建成后的确切样子，或者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或是否能够完成。他说：“我们可以用此来比喻我们目前面临的任务。”

　　谈论全球经济近年来经历了一场严酷的风暴并不是什么新鲜话题。与许多备受议论的话题一样，此话题也包含了一些容易引起人们误解的表述。风暴是不可阻挡的，是一种自然力量，而多数金融危机当然不是如此。另外，一般来说，风暴过去之后不会太久，自然环境就会大体恢复到过去的样子，而我不认为本次危机之后的金融业会是这种情况。

　　现在好像本次危机已经过去，或正在过去，我们发现我们正处于一个非常不同的环境。我们小心谨慎地前行。一些原有的不确定性已经不复存在。我们的未来将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解这种新的现实环境并适应它。

　　理解新环境的三步骤

　　当然，第一步是从本次危机中吸取教训。教训有很多，我不准备逐一列举。其中一些教训是非常有技术性的。但银行业显然必须认识到自己在所有这些教训中的重大作用。银行业必须认识到其治理结构的失败，这导致了也许是前所未有的价值损毁。

　　另一个被许多公司董事会普遍认识到的失败是过度强调利益和受到快速赢利的诱惑。因为我们开始时谈到了风暴，所以也许我们应当重温Prospero在《暴风雨》中说的一句话。在经历了也许是一场最著名的风暴之后，他说道：“我对国事不闻不问，只沉湎在魔法研究中。”

　　当然，这些教训超出了公司界的范围。我们应当开始思考一些有关整个宏观经济，甚至是资本主义本身的深层次问题。我认为，毫无疑问，资本主义经受住了本次危机的冲击，但这是否是因为没有其他选择？温斯顿·丘吉尔曾讲过一句著名的话，“除了历史上曾经尝试过的其他形式政府外，民主是最糟糕的政府形式”。我们是否真的需要求助于丘吉尔对资本主义的辩护？除了历史上曾经尝试过的其他经济形式外，资本主义是否是最糟糕的经济和社会体系？

　　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但即使如此，我仍然认为，一个有活力的市场体系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的未来仍然是至关重要的。显然，资本主义也需要不断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环境。如果资本主义是唯一有效的体系，则在面对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时我们一定要更好地利用它，并以一种更聪明的方式管理它。

　　第二，我们必须认识到本次危机加速了全球经济重心的转移。西方世界的支配地位出现动摇已经几年了。本次危机显然加速了这一趋势，全球重心正在迅速地转向东方。从历史的角度讲，单极体系实际上是一种非正常现象，我们现在正在回归到一种历史上更加正常的状态—多极力量均衡的局面。

　　我认为，至少从原则上讲，作为一个讨论全球面临最紧迫问题的论坛，20国集团正是这种已经发生变化的一个象征。我相信历史学家会注意到这一点。一组富裕国家聚在一起，自称为7国集团和解决世界问题的时代已经过去。

　　第三，正如本次危机所表明的，如果我们希望解决未来一代或两代人将要面临的问题，则全世界必须要以更加合作的方式来开展工作。尽管我们目前在竭尽全力应对短期复苏问题，但一些严重的威胁已经显现或正在出现。

　　目前有哪些严重的威胁？宏观经济失衡是一个，而且这些失衡像本次危机前一样严重。此外还有资源稀缺、不平等和不稳定。所有这些威胁都需要我们从长期角度和以协调一致的方式来进行思考并采取行动。

　　下面我分别分析宏观经济失衡、资源稀缺、不平等和不稳定这四个威胁。

　　威胁之一：宏观经济失衡

　　首先是宏观经济失衡。实际上，我认为这是引起本次危机的核心因素。经济重心转向新兴市场国家(中国和印度最明显)是我们这一代最重要的经济力量，这种转向形成了所谓的宏观经济三角形，也许是矩形的局面。我们可以将世界各国大致分为三类或四类国家。

　　三角形或矩形的第一角是消费国家，这些国家主要在西方，当然包括美国，实际上也包括英国，这些国家具有过度消费和借钱的历史传统。

　　另一角是所谓的工厂国家；这些国家在过去20多年时间里增长迅速，为消费国家生产了大量商品。第三角是资源国家—因为从地理情况看，大的生产国家基本上都是资源短缺的，因此主要受益者显然是中东和像巴西这类国家，这些国家是支持工厂国家高速增长的资源供应者。

　　第四类国家只包括两个国家，即德国和日本，它们是工厂国家的主要资本货物提供者。

　　只要上述结构能维持快速增长，则不会有人质疑其可持续性问题。但本次危机已经暴露出这种结构具有内在不稳定性，会造成巨大的金融失衡现象。

　　工厂国家和资源国家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而消费国家则出现了巨额和不断增长的赤字。这种失衡是显而易见的，我们都知道存在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分析中国与美国的情况，或欧洲的德国与希腊的情况。

　　从最简单分类的角度讲，所有国家可以分为两大组：赤字国家和盈余国家。目前宏观经济层面上最大的问题是，赤字国家是否应当承担重新平衡的所有负担，还是所有国家一起努力。

　　对西方经济体来说，当前的首要任务显然是减少财政赤字，提高储蓄率，重新平衡经济结构，使经济增长较少地依赖消费作为主要动力。与此同时，新兴市场国家需要采取相反的行动，减少储蓄和增加国内消费，包括建立恰当的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如果希望实现全球宏观经济的均衡，需要西方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国家同时采取行动。

　　如果没有上述根本性的调整，则金融资源的流动会以一种不稳定的方式不断积累，而且很难管理。Peterson国际经济学院(一家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私人、非盈利性知库，think tank)估计，在危机前的几年里，从盈余国家流向美国的外国资金至少将利率压低了100个基点，也许多达200个基点。目前，我们似乎又开始看到类似情况重新出现。

　　如果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则未来再次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很大，而且无论我们如何改革市场和银行业的行为都很难实现稳定。

　　另外，盈余与赤字国家之间已经开始出现严重的对立，以至于近来出现了所谓“货币战争”的说法。坦率地讲，如果得不到缓和，则这种新的对立局面可能会由于采取保护主义措施的政治压力不断增大而妨碍全球经济的复苏，这会威胁到经济增长，我们都知道这将是灾难性的。

　　在本次金融危机期间，我们没有借助于保护主义的壁垒，这是我们摆脱危机的积极因素之一。我们可以说，这是一只没有吠叫的狗。我们现在不能在这方面退缩—在国际经济对话中，最重要的是继续保持开放的市场。

　　当然，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但这恰恰是20国集团必须面对的挑战。在2009年多伦多峰会上，20国集团明确重申坚持市场开放的政策并保证不采取新的贸易壁垒措施，这当然应当受到欢迎。关键是我们应当在经济复苏阶段继续保持这一发展势头。

　　更一般地讲，在政策争论的困难时期，以及在国际金融体系和宏观经济今后几年的演变过程中，我们必须保持在本次危机最严重时期国际社会所形成的团结。2010年首尔峰会也非常重要，如果会议失败，则对世界经济发展不利。

　　威胁之二：资源短缺

　　宏观经济失衡背后是一些更根本性的挑战。这些挑战中最重要的也许是资源的稀缺性，这种稀缺性既是气候变化的原因，也是结果。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显然对世界资源造成不断增长的压力。

　　这种压力所导致的影响已经显现，如不断减少的水资源供给正在成为国与国之间的一个政治问题、大宗商品及食品的价格日益上涨和争先恐后地购买土地资源等。

　　实际情况是我们正在以不可持续的方式利用环境，不断地从地球索取而没有对未来进行恰当的投资，我们大家都清楚这一点。对食品和其他资源的需求越多，我们对环境的破坏越大，则对环境再生能力的破坏也越大。

　　当然这不是一个新问题。美国在上世纪30年代曾经历了沙尘暴。不可持续的耕种方法破坏了涵养土壤的植被。这只是农业错误管理方式的一个简单例子，这一错误导致了经济和社会悲剧。

　　今天人们似乎已经忘记了那段时期的教训或危险。在经营过程中，环境成本仍然被认为非常低廉。用经济教科书的术语来说，我们目前仍然存在所谓的“公地问题”(“Problem of the commons”)，即无偿取得许多海洋资源和陆地自然资源，更不用说气候的定价不合理，因此企业和市场以一种不可持续的方式进行开发或掠夺。

　　似乎矛盾的情况是，经济增长既是耗费资源，也是潜在保护资源两者背后的驱动因素。在早期阶段，经济发展快速地增加对资源和土地的需求。但经济增长会造就一个越来越清醒的中产阶层，他们更多关注可持续性而较少考虑短期需求。他们会开始对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其采取更负责任的行动。问题是这种局面的出现是否及时？

　　气候变化是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共同形成的后果，当然也是最大的威胁，涉及所有国家的现实资源短缺问题。气候变化已经影响到全球的森林，比如气候变化造成了加拿大的暖冬及虫害和澳大利亚的干燥夏季及森林大火。如果没有纠错行动，气候变化将会减少20国集团未来10年的粮食生产，这会对价格造成连锁影响。

　　因此全球急需转向一种低碳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方式，我们必须将可持续性放在所有问题之前。

　　问题之一是关于如何应对“公地问题”，或称“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当资源或财产有许多拥有者，他们每一个人都有权使用资源，但没有人有权阻止他人使用，由此导致资源的过度使用，即为“公地悲剧”，如草场过度放牧、海洋过度捕捞等。我们如何对碳排放进行定价？显然我们需要让市场在资源定价方面发挥恰当的作用。我相信市场的力量，市场可以是人类的仆人。如果我们有准确的价格信号，则市场就会发挥其魔力，帮助世界转向一个新的和低碳的经济增长轨道。

　　市场会帮助对大量技术创新和基础设施项目进行融资，所有这些都需要金融支持。已经有成功的案例：气候产业(即明确与解决气候变化有关的商品和服务)年收入大约是5000亿美元，这恰好大于全球太空产业的年收入。

　　在今后10年里，气候产业显然会继续快速增长，有人估计在10年内年收入将达到20万亿美元。无论这些估计是否正确，这些产业确实涉及筹集大量资金并进行高效配置。如果不广泛依靠全球市场的机制，则公共或私人部门都无法完成这项任务。

　　我坚信在恰当监督机制下，资本主义体系能够应对这一挑战。已经出现了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大家称为“低碳意识”已经开始渗透到资本市场的投资政策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会减少碳排放的数量。

　　今天的投资者越来越注意评估每笔投资在每一家公司中的健康状况。评估时可以使用大量可持续的度量方法，包括环境因素。60%的公司都在董事会或高级管理层建立了负责气候变化情况的责任机制。因此变化正在发生，但问题同样是这种变化的速度是否足够快？我们是否有足够的时间来取得实质性进展？

　　转向一个低碳经济增长的轨道不仅仅涉及创新和融资—毫无疑问这些都需要有先进的思想。我们还必须认识到这也是一个复杂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因为全世界的贫穷人口会最先和最深刻地感受到资源稀缺性及气候变化的影响，这些人受到的保护最少，应对这一变化的能力也最低。

　　威胁之三：不平等

　　我的第三个观点是，除非我们能够恰当应对全球不平等引发的挑战，否则可持续发展将是一种幻想。2010年9月《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峰会在纽约召开，纪念世界领导人签署《宣言》和承诺采取行动在2015年之前改变全世界贫穷人口的生活，现在只有5年的时间了。

　　到目前为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全球极端贫困人口的数量大幅度减少，从1990年的18亿减少到2005年的14亿。但我们显然远远没有达到减少全球贫困人口一半的主要目标。

　　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里，我们需要重新评估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世界银行的估计是，并不是目前的所有趋势都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到2010年年底可能又会增加6000万的极端贫困人口，超过了可能的正常情况。6000万人口大约是英国的人口总数。

　　然而，我坚信有一些值得我们乐观的理由。20国集团已经明确表示将认真思考全球经济的未来；解决不平等和贫困问题对长期稳定至关重要。

　　现在我们都知道最快的经济进步源于自由市场的改革。在20世纪90年代Jeffrey Sachs和Andrew Warner曾做过一项著名的研究，该研究显示，具有开放经济机制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规模16年就可以翻一番。而封闭经济机制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发展速度要慢得多。

　　我刚刚访问了韩国，韩国可以作为他们两人研究的一个生动例子。在一代人的时间里，韩国从一个贫穷和边缘化国家转变为一个全球重要经济体。而边境北面距离首尔不远的朝鲜则是一个相反的悲剧型例子。

　　其他谈论最多的成功例子是中国和印度。就中国而言，深刻的改革和开放其经济导致了令人羡慕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且持续了很长时间。 从1981年到2005年中国使6亿人口摆脱了贫困。显然，没有其他因素可以如此有效，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使人民的生活变得更好。

　　非洲国家可以走相同的道路吗？当然，非洲大陆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稳定。波士顿咨询公司认为，非洲经济比多数人认为的更具有活力和企业家精神。他们找出了40个所谓的“非洲挑战者”—快速增长、全球化的公司，从金融业到采掘业，从电信业到航空业，他们认为这些将引领非洲经济在未来10～20年里快速发展。

　　本次危机强化了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贸易和投资。中国、印度和巴西在进行投资，而非洲似乎正在开放其经济，长期以来这种情况都是闻所未闻的。

　　我们会看到非洲融入全球主流趋势吗？尽管过去曾出现过虚假的迹象，但我认为这次不是。当然，进展不是显而易见的：国与国之间的进展是不同的，而且也不是直线发展和一帆风顺的。例如，尽管中国成功地减少了贫困人口，但却出现了基尼系数不断升高的现象，这表明随着经济的增长，不平等现象在加剧。这主要是由于城市经济发展非常成功和农村的收入增加相对缓慢而造成的。

　　近年来中国政府通过促进农村发展来解决这种不平等问题，比如允许设立新型村镇银行、农村信用社、小额贷款公司等。显然微型金融和发展农村的政策措施在新兴市场国家的落后地区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威胁之四：不稳定

　　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和国家内部的不平等问题同样重要。我们应记住2009年4月伦敦20国集团峰会所发表宣言中的话：“繁荣是不可分割的”，“如果可持续，则各国必须分享增长”。这些话是正确的，因为其他方式不仅会导致不平等的错误，也会造成不稳定。

　　我们都知道不平等与高犯罪率、动乱、暴动和引起社会不稳定的其他现象之间有因果关系。因此，不平等不仅会增加政治上不稳定的风险，也会最终导致政权更迭和引发越来越多的极端主义行为。

　　很有意思的是，2005年普利兹奖获得者Thomas Friedman(生于1953年，是美国记者、专栏作家，曾三次获得普利兹新闻奖)。在其著名的《世界是平的》一书中提出了“防止冲突的戴尔理论”(Dell Theory Conflict Prevention)。根据从其电脑中得到灵感，他从戴尔公司总部得到了公司全部供应链的详细资料，了解到计算机每一个零部件的原产地。他逐渐理清了一个巨大的跨国公司的供应和通信网络，该网络最终创造了他所使用的计算机。他认为，“如果两个国家都处于一个全球重要供应链(如戴尔公司)之中，则两国就不会相互发动战争，只要它们属于相同的全球供应链……它们就希望及时交付产品和服务，并享受着因此带来的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这一理论恰当地反映了本次危机前的乐观情绪，但我认为该理论没有认识到，在带来了大量好处的同时，全球化显然不仅造就了赢家，也造就了失败者。Friedman所赞赏的竞争性的财富创造机会通常限于少数的、城市中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另外，即使他本人也承认，不是所有文化都像其他文化那样具有“可吸收性”和可以参与到他所津津乐道的相互联系的世界中并从中获益。

　　例如，观察伊斯兰极端主义者的一种方式是将其视为对全球化进程的一种反应，全球化进程被认为是使西方国家获益，而伤害了其他国家。

　　实际情况是，对大多数伊斯兰国家来说不平等都是一个重大问题。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人均GDP高于英国和德国，而埃及的人均GDP仅排在世界第133位，而且有6个国家的人均GDP低于厄立特里亚(Eritrea)。

　　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主义市场能发挥什么作用？或这些问题难以解决，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只能视而不见？

　　我不认为答案是这样的，实际上，我确实认为，受到恰当监管和治理的市场长期内会对社会有益，并可以解决上述问题。没有一个经济体的案例可以说明成功的经济增长不依靠可持续、良好管理、透明和有活力的金融业。

　　目前中国面临的挑战之一是继续改革其金融业，尤其应当重点改革资本市场，使其能够继续支持更广泛的经济增长。用中国人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实现确保农村和谐发展的目标。

　　就企业自身而言，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公司的责任不仅是为了使股东的利益最大化，尤其是不能从短期角度来考虑这一点。

　　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公司董事会的责任是为股东建立可持续的回报。当然应当是朝着赢利的企业模式发展，毕竟企业不是非政府组织。但为了实现这一点，我们必须思考与客户以及上下游供应链关系的可持续性问题。我们必须思考周围人群的行为方式，同时必须越来越关注客户和公司期望你在社区中发挥负责任的角色。

　　因此积极参与社会问题和社区的经济事务，不仅对自身有好处，而且是企业模式长期可持续性和活力的必不可少的要素。

　　我只举一个就业政策的例子。显然，在新兴市场国家，企业必须要确保自己有对社会负责的就业政策。无论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如果就业最终导致了对社会某些群体的歧视，则不能用公司对所在国不承担责任来解释。

　　无论企业在哪里经营，它都是当地的组成部分，并可以从成功的和可持续的经济及社会发展中受益。

　　因此结论是，未来世界的稳定在于我们现在和未来几年如何对上述问题做出反应，而且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足够快地这样做。上述问题的复杂性在不断加剧。尽管如此，作为一名乐观主义者而不是悲观主义者，现在需要做的事情就是立即行动起来，而且我相信行动将是有效的。正如Amartya Sen(1933年生于印度，在英国获得学士和博士学位，1998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被称为是关注最底层人的经济学家)所说，“如果我们需要有一个全球视野来避免分离主义和促成宗教极端主义及跨国暴力活动的思想意识，则我们也绝对需要这种全球意识来采取建设性措施应对像全球变暖等问题”。

　　从宏观经济失衡到资源短缺，从不平等到不稳定，我们需要关注与大家利益相关的问题，并一起采取行动。这不仅是政府的任务，企业界也必须在其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且这是一项我们所有人都应当参与的任务。

　　所有人都应当问自己这样一个最根本性的问题：“我的所作所为是否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是否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可持续的环境？”

　　我们不是第一代以恐惧的心态看待未来的人，而且我坚信我们也不是这样做的最后一代人。本次危机爆发初期我参加了一个金融会议，会后我访问了米兰大教堂，这是一件无以伦比的艺术精品。它是世界上最大和最美丽的教堂之一。认识到大教堂建设的条件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大教堂地基的石头始建于“黑死病”年代(Black Death，是造成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传染病，据估计欧洲死亡人口为30%～60%，最高峰时期是1348～1350年)。教堂经过400年建设才完工。开始建设大教堂的人并不知道建成后的确切样子，或者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或是否能够完成。我们可以用此来比喻我们目前面临的任务。

　　我们的条件可能不像“黑死病”年代那样坏，虽然有人认为世界某些地区可能差不多。尽管如此，我们正在奠定基石，而且我们会继续下去，即使我们可能不是能够活着看到其完成的人，这一点应当成为所有合理和负责任经营模式的指导原则，或是我们在21世纪的生活指导原则。

　　(本文由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康以同摘译自斯蒂芬·格林2010年10月14日在伦敦Chatham House Members Events会议上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