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双宁：关于金融文化问题的几点思考
文 /唐双宁
金融文化问题是我在工作实践中深感需要认真研究与解决的一个问题。说它复杂非常复杂，涉及一个金融理论体系和操作体系的创立；说它简单非常简单，按传统说法就是加强金融领域的思想政治工作(当然要吸取过去的教训，寻找行之有效的方式)，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德治；如果用三个字表述，金融文化即金融之“形而上”；如果用两个字表述，金融文化即“诚信”(经典作家称金融是道德的事物)；如果用一个字表述，金融文化即金融之“道”。“诚信”是金融文化的基本元素，“形而上”是金融文化的广度概括，“道”是金融文化的深度聚焦。建立健康的中国金融文化关键是将国际金融文化的积极成分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由于水平精力所限，本文对此难以论述精当，甚至有难圆其说的矛盾之处，仅提出此命题而已，正如胡适之先生所言，“但开风气不为师”。
我是上个世纪90年代在人民银行分行行长任上开始思考金融文化这个问题的。调到人民银行总行工作后，特别是专门从事金融监管工作后，面对一方面中国金融业的不断进步，一方面严重的金融风险；一方面不断出台的金融法律法规，一方面大量的金融案件；一方面是大规模的现场检查、人员处理，一方面是不停的金融犯罪��这些都促使我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这是为什么？难道金融的发展必然以金融风险为代价，必然以一部分从业人员的犯罪为成本吗？
2003年《中国文化报》采访我时，我提出一个观点，“政治是暂时的，经济是长远的，文化是永恒的”。后来有人跟我讲，文化的改变需要60年，经济的改变需要6年，政治的改变只要6个月。我说有时6个月都不用，一个政变6个小时就解决问题。当然这里的“60年”，不能简单从量上去理解，而应从“质”上去认识；这个“政治”，也是指“浅层次”的政治，主要是政权的更替，“深层次”的“为多数人”谋利益的政治即“崇高政治理念及其实践”则是另一回事(而这种深层次的政治也就是“文化”了)。我这里所讲的是就社会而言，但后来认为对金融亦有意义。
2006年在中央党校学习，使我能抽暇写了一篇《中国金融文化论纲》，但自觉不甚成熟，没有对外。
到光大工作后，面对企业的现实问题，我深感中国金融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提出了一个金融文化的“五四”理念，“五”即我在《探索中国金融之根》一文中所讲的对金融文化“利法信义道”五个字的概括，“四”即我曾经比喻的金融企业“业务是叶，管理是枝，体制是干，文化是根”。需要说明，我强调金融文化并不排斥金融管理、金融法治，而是认为它们同等重要。
问题的提出—中国金融业值得深思的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业取得了巨大成就：
一是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从来没有这么快速；二是中国的金融法律法规从来没有这么健全；三是中国金融业的技术装备水平从来没有这么先进；四是中国金融业的业务种类从来没有这么丰富；五是中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程度从来没有这么高；六是中国金融业的管理模式和体制机制从来没有这么先进；七是中国金融业的监管和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也从来没有这么严厉。这个问题我想多说几句。30多年前，中国还没有金融监管的概念。经过30多年的发展，金融监管已经成为金融工作的重中之重，其中通过各种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已对约20万人次从业人员进行过经济、行政、刑事等处罚(根据我10年前在人民银行监管一司司长任上和后来在银监会副主席任上的抽样测算)。
但是，遗憾的是，中国金融业发展中仍然存在许多较为严重的问题：金融违规现象仍然十分严重，各类金融案件仍然十分突出，金融业的潜在风险仍然很大��特别是除过去普遍存在的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外，随着利率汇率市场化的推进，我国商业银行将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有幸所受冲击较小，有改革力度和监管力度加大的因素，也有我们的国际化程度还不够高的因素。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而言，一定意义上只是一场“出口贸易危机”。
还需特别指出的是，前面提及的对违规人员的处罚，虽然对防范风险、惩治犯罪、警示他人起到过正面作用，而且这是问题的主流，但也不能不看到实际执行中的“异化”问题，包括惩办主义倾向、抓“倒霉”现象、激化矛盾问题、不教而诛问题、形式主义问题、量罚不公问题(“关系”到位皆可摆平，“关系”不到位“没事找事”)、灰心丧气倾向(工作越多失误越多)、不给出路问题(我们曾提出过“取消终身任职资格”的处罚措施，这种“舶来”的经验也不见得就是金科玉律，对“有意违规”者，如能真心改过，要给出路；共产党把战犯、皇帝都改造成国家公民了，违规人员为什么不能？对“无意违规”者，有了经验教训，一般而言会痛定思痛，相对于“未违规”者某种意义上更应是一笔财富)，等等。
当然，以上问题都是前进中的问题，也是金融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中国金融业自身纵比及与国际金融业横比，前进的步伐是最大的。但以上凡此种种，也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中国金融业值得深思的问题：超越形而下的层面，从形而上的角度，思考一下中国金融文化。“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有形而下必有形而上，两者对立统一，互相作用。
关于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基本要素
我认为，解决中国金融业的问题要靠三个基本要素。一是自身层面的努力，包括金融监管的加强，金融企业自身体制机制的完善，管理能力、技术水平、员工素质的提高等；二是社会环境的改善，包括经济的稳健发展、社会资金构成的合理、法制的健全、社会信用状况的改善，以及国际金融环境的优化等；三是金融文化。当前，金融文化建设是三要素中最薄弱的环节。
关于文化与金融文化
文化是人类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所创造的精神财富，一般包括思想文化、文学文化、艺术文化等，从更广泛意义上讲是指相对于形而下物质而言的整个形而上精神世界。人类的共性文化在横向上可以反映为各民族的具体文化，如中华文化；在纵向上可以反映为各领域的特殊文化，如金融文化。
金融是资金的分配。资金是人的物质财产的货币表现。因此，金融说到底是人的行为。金融文化是人类先进文化在金融领域的具体体现，是人在主导资金运动过程中的精神反映，亦即人在什么精神状态下指导资金的运动。这种精神状态又通过一定的形式反映为金融理念、金融法律，再作用于人的具体行为。
金融文化可以做多种分类，比如可以将金融文化分为金融企业文化和金融监管文化。前者是金融企业(包括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从业人员在主导资金运动过程中的精神反映；后者是金融监管机构从业人员在对金融企业监管过程中的精神反映。金融企业文化在实际工作中一般表现为金融企业的经营理念；金融监管文化在实际工作中一般表现为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理念。
金融文化源于金融实践，反过来指导金融实践，最后又随着金融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没有金融实践，产生不了金融文化；没有金融文化的影响，金融实践难以健康进行。
关于中西文化差异与国际金融文化现实弊端
一个民族的文化决定或影响着该国家具体领域的文化。中西文化各有优劣。简言之，中国文化更为崇尚道德、集体利益，西方文化更为崇尚法律、个体自由(当然并不尽然)。中西文化应当互补短长，共取各自精华，共弃各自糟粕。
在长期实践中，国际金融业形成了自己的主流正面文化，应当为我所学所用。与此同时，当前国际金融文化亦存在诸多弊端，如利信问题、虚实问题、王霸问题等。金融本以信用为基础，然而国际金融业已然出现罔顾信义、唯利是图文化，其中尤以华尔街此次金融危机中的表现最为典型。金融本属虚拟经济，应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然而国际金融业已然普遍存在创新无度文化，金融监管缺位，与实体经济的发展严重失衡。金融涉及各国共同利益，本应着眼宏观全局，谋取共赢之道，然而国际金融业霸权文化盛行，其中尤以此次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QE2)为甚。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些表现在形而下层面的具体现象，实质是形而上层面的国际金融文化扭曲，也是国际政治生态(强权政治)在金融领域的具体反映。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从本质上讲(或说从一定意义上讲)是金融文化危机。
关于中国金融文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业在业务发展、法治建设、管理水平、体制转轨、服务社会等形而下层面的进步，在形而上层面都映射着金融文化的影子；改革、开放、发展、安全、管理、法治、服务、效率，是今天中国金融文化的“主题词”。
中国金融文化的基本内涵，我过去曾概括为“利法信义道”。我在《探寻中国金融之根》中提到中国金融文化“利法信义道”的概念。金融企业不讳言以赢利为目的，但“利”要以“法”为约束，要以“信”、“义”、“道”为前提。在目标上体现为“利”，在行为上体现为“法”，在他人体现为“信”，在社会体现为“义”，而在这一切之上，则体现为“道”。正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也正所谓小才通技，中才通策，大才通略，超才通道��我在该文中还说到，“道”是什么？非我辈所能悟透，更难尽述也，“道可道，非常道”，它在一定意义上是宇宙的普遍规律，是人类的特有智慧，也可以说更是中国文化的特殊现象。在该文中我讲了一个智伯分马的故事。某财主儿子有三，马17匹，临终嘱长子分1/2，二子分1/3，三子分1/9。17匹马的1/2是八匹半，难道要杀一匹分肉乎？三人无奈之际请来智伯。智伯从自家牵来1匹，计为18匹，长子得1/2即9匹，二子得1/3即6匹，三子得1/9即2匹。9＋6＋2等于17匹，剩下1匹则物归原主，智伯牵回。此例表象为数学之谜，实乃蕴涵多赢之“道”，很可为今天应对金融危机并在此基础上重建金融文化所借鉴。应当说，与欧美金融霸权文化不同，这种“多赢之道”潜意识地存在于中国人以“仁”为出发点的决策思维中，正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另外，我最近撰写的《我思故我在》、《管窥“金融之道”》，我在光大银行上市后提出要“实现向更有内涵的发展转型” ；我最近撰文提出的应对金融危机“小胜靠力，中胜靠智，大胜靠德，全胜靠道，道乃德、智、力之和”的观点，等等，不妨也可以作为我对“金融之道”、“金融文化”的某种理解，有好事者可以共同探讨。
基于上述认识，我认为中国金融文化的现阶段表述应当是：诚信为本、依法经营，科学管理、安全第一，改革发展、以信取利，服务社会、全员和谐，谋略通道、融入世界。这一表述既可从形而下之工作层面去理解，亦可从形而上之金融文化层面去认识。
关于中国金融文化的问题
中国金融文化的问题既蕴涵着国际金融文化问题的一般性，又有自己的特殊性，表现形式如重技轻道、重法轻德、重物轻人、重利轻义、重快轻“度”等，特别是信仰文化、信用文化和内修文化从一定层面看严重欠账，导致一些金融从业人员的诚信意识、精神支柱和道德修养严重缺失。表现在信仰文化方面，奉行金钱拜物教和权力拜物教，钱权开道、乱拉业务、扰乱市场，个别甚至贪污腐化、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等；在信用文化方面，不讲信用、不守规则、逃废债务、欺骗造假等；在内修文化方面，内心浮躁、盲目攀比、急功近利、恶性竞争等。特别是中国金融业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片面求大求快文化，不是靠服务、靠效率赢得市场，而是靠请客吃喝送礼安排关系人甚至其他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拉存款、抢市场、占地盘，其竞争方式和业务品种也是千行一面，了无特色，不但造成存款大搬家，费用大增加，而且整体上使金融业形象严重受损，金融秩序内生紊乱，金融风险集聚潜伏。虽然这是中国金融业发展和金融文化建设中的支流，但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有人说，上述问题属于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不得不付出的代价，那么，现在也可以说是到了“偿还”这种代价的时候了。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信用经济、平等经济。市场经济要求市场参与者有序发展，同时提倡社会成员确立良好信仰。市场经济高度发达国家的社会成员一般都有自己的信仰。不管这种信仰在宗教领域属于何种派别，但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抑恶扬善。作为高级动物，人不可以没有信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如果没有信仰，只信“金钱”，这是十分可怕的。金融危机不是最大的危机，经济危机不是最大的危机，甚至社会危机也不是最大的危机，信仰危机才是最大的危机。小平同志提出中国的最大失误是教育。这个“教育”绝不仅指学校的教育，更是指普遍的理想道德信念教育；绝不仅仅涵盖教育领域，更涵盖包括金融在内的社会各个领域。笔者认为，现阶段中国金融文化建设的任务应是在法制建设的同时进行全员的理想道德信念教育，特别是“有耻且格”教育。孔夫子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即光靠法律和施行刑罚，老百姓虽然按要求去做了，但内心不认为这样做可耻，仍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如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使老百姓认清为什么不能这样做的道理，就会“有耻且格”，自觉规范自己。制度是人定的，制度是靠人去执行的，任何制度都是有缺陷的，任何制度的执行都是有伸缩性的。“有耻且格”就是制度的客观约束性和执行的主观自觉性的结合。
关于中国金融业的新机遇与中国金融文化建设的新任务
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金融危机在给人类带来灾难的同时，也将给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带来机遇，特别是危机引发的他国让位机遇、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机遇等。与此同时，中国的金融文化建设也将处于十字路口，并影响着中国金融业能否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我们需要针对金融文化扭曲问题进行纠偏，借鉴国际金融文化的优秀成分，结合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为中国金融业抓住新的发展机遇提供精神文化保障。
从现在起，中国金融业就要全员身体力行，从思想上重视金融文化建设问题，把金融文化建设作为与金融发展、金融改革、金融开放、金融监管、金融法制建设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任务。要加强对中国金融文化建设的组织领导，设立专门的机构承担对中国金融文化建设的统筹协调职责；要集中力量围绕中国金融发展现状研讨中国金融文化的定义、内涵、外延和发展重点，编制《中国金融文化建设纲要》，规划和指导中国金融文化建设；要通过组织培训、自学以及各种寓教于乐的方式，对中国金融机构员工进行金融文化教育，包括从解决现实问题的角度出发，将“有耻且格”教育作为中国金融文化建设的切入点；要通过制度建设和行为引导，形成金融系统员工积极学习金融文化、深刻领会金融文化、认真实践金融文化、努力发展金融文化的自觉性。而为达此目的，首先需要中国金融业进行整体的“反思悟道”，坚持安全与发展并重，提倡发展，重视安全，安全第一；竞争与服务并重，改善服务，文明竞争，服务第一；德治与法治并重，提倡德治，并用法治，德治第一；信任与管理并重，增进信任，加强管理，信任第一；信用与效益并重，提倡信用，合规增效，信用第一；信仰与约束并重，提倡信仰，兼以约束，信仰第一；谋技与通道并重，重视技术，更重“通道”，“通道”第一。
金融文化建设需要一批勇于担当的金融家
马克思曾经讲过，“银行家的话比牧师的话还重要”。这就对银行家、金融家提出了严格的道德要求。然而，目前一些“金融家”的社会形象并不让人乐观，金融危机以来尤甚，甚至有的沦为全球共诛讨的境地，如麦道夫之流。为什么？
真正的金融家不应是单纯的技术专家，更不应是唯利是图的“资本家”，更不应是“庞氏骗局”的发明家，而应当是在金融这个特定领域精通专业、兼通其他，能够把握行业规律、掌控发展方向、带领行业前进的实干家；应当是有思想而非空想，有信仰而非迷信，有理想而非理想“化”的思想家；应当是对社会负责、严于律己、勇于担当的政治家。政治家与政客有何区别？政治家以社会为己任，以社会为“家”，他们站在历史的巅峰上考虑问题，这是一种境界；政客是在社会做“客”，以社会为施展权术的平台，这是“现得利”主义。培育万年松当然不如栽种白菜萝卜来得快，但万年松的价值岂是白菜萝卜可以同日而语？中国金融文化建设需要一批对社会负责、勇于担当的“金融家”。他们要以社会为己任，以行业长远发展为己任，“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不在乎一时的利害得失，不计较个人的功名利禄。中国金融文化建设能否成功，中国金融业能否抓住机遇，继往开来，关键在此。
中国古代先贤把社会管理依次概括为五种模式。一是因之，即顺应民意，因势而为，如尧舜禹汤；二是导之，即正确引导，如文武周公；三是教之，即谆谆教化，如儒家学说；四是管之，即严格管治，如法家之术；五是争之，即与民争利。世界金融业现在总体上处在“管之”为主阶段，并存在向“争之”下滑倾向，应当在“管之”的同时兼施“教之”，逐步由“管之”为主向“教之”、“导之”、“因之”为主转变。当然，市场社会与农业社会不同，这个“转变”绝不是倒退，而应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这个问题还可讨论，但先人的智慧是可以给我们以启迪的。
文化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道”。小胜靠力，中胜靠智，大胜靠德，全胜靠道。“道”无法用语言表述(道可道，非常道)，不表述就是对“道”的最好表述。对于具体人而言，“道”的内在含义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德、智、力之和；“道”的外在含义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天、势、缘之和(天运、大势、机缘)。对自然界和社会而言，“道”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规律”……
最响亮的声音是无声，最强大的形象是无形，最坚固的防线是无防。从一定意义上讲，文化是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立于不败之地的“无形防线”。
“形而上”与“形而上学”鉴于本文多处提到“形而上”的概念，需要说明一下，“形而上”与“形而上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形而上学”一词源于古希腊，后作为与辩证法相对立的哲学名词，流行于15世纪后半期到18世纪直至今天。当时一些科学家将自然界划分为各个孤立的“部分”，并从“外部”分门别类地加以考察。培根和洛克又将这种思想方法从自然科学移植到哲学领域，黑格尔后将其作为反辩证法的同义词；另外，在哲学史上“形而上学”又指研究超感觉的、经验以外对象的哲学。而“形而上”，其出处据笔者了解最早见于《易·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后唐孔颖达《周易正义·系辞上》提出，形而上为无体无形者，形而下为有质有形者。南宋朱熹认为“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
清戴震提出“形而上犹曰形以前，形而下犹曰形以后”。简言之，“形而上”指“无形之物”，“形而下”指“有形之物”。(唐双宁)
文化的概念、作用及与经济金融的关系
文 /唐双宁
“文化”就其性质而言，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创造的精神财富。“文化”就其内容而言，有广义、中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文化指文学艺术；中义的文化指思想文化、文学文化、艺
术文化，即全体意识形态；广义的文化指相对于形而下物质而言的整个形而上精神世界。“文化”就其归属与作用范围而言，是人类共有的财富，并服务于每个社会成员。“文化”就其作用而言，是衡量人的社会价值的标准，是衡量人与人关系的“一般等价物”。有的国家靠出卖资源，虽然很富有，但在国际上并没有地位；有的大款虽腰缠万贯，但在社会上仍“底气不足”。而一些文化底蕴深厚的大师，虽然物质生活条件清苦，精神生活却十分丰富，并永远为社会所钦佩。正因此，丘吉尔说“宁可失去一个印度，也不愿失去一位莎士比亚”。“文化”是不可战胜的(这里当然指先进文化)。经济的力量、军事的力量，可以占领一个国家的市场，占领一个国家的领土，但不能占领人心；先进文化，可以占领人心。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是暂时的，经济是长远的，文化是永恒的。“文化”与经济金融的关系是躯体和灵魂的关系。经济是一个国家的躯体，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不能没有躯体，不能魂不附体；不能没有灵魂，不能成为植物人。综上，我们首先要进行物质生产，发展经济，否则就没有产生“灵魂”的物质基础；同时要弘扬我们的文化，“体”要生“魂”。只有躯体，没有灵魂，是行尸走肉；只有血肉丰满又有灵魂的人，才是一个完整的人。“文化”在内涵上的递进关系“有文化”，首先要有知识，在有知识的基础上递进为有情趣，在有情趣的基础上递进为有境界。只有完成上述三个递进才是真正的“有文化”。你会三门外语、四门外语，你知道天文、地理的许多常识，你能背一百首、一千首唐诗、宋词，这只能说明你有“知识”；你对这些知识产生兴趣，成为你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说明你已有“情趣”；你将这些知识、情趣内化在骨子里、血液中，并
放射出新的思想，产生崇高的境界，成为举手投足间的自觉意识与行动，这才是真正的“有文化”。古往今来的文化大师，无不如此，概莫能外。关于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从“中义”讲，主要包括以诸子百家为代表的思想文化、以诗词曲赋为代表的文学文化、以棋琴书画为代表的艺术文化。就其思想文化而言，其精髓主要表现为以对宇宙、社会、人自身的朴素认识为代表的世界观、以朴素辩证法为代表的方法论、以追求和谐社会为特征的社会历史观，以“修齐治平”和“三不朽”为代表的人生观、价值观；在物质分配与交换领域，则主要体现为“诚信为本”、“重义轻利”、“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等。近现代以来，这些传统文化按人类共同理想的要求，与外来文化相融合，与现代社会发展相适应，不断赋予新的涵义，产生新的意识形态，推动新的上层建筑和新的生产关系建立。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来看，它的基本面是积极向上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虽然精华与糟粕共存，但精华是主流。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仁义礼智信”，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倡导“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老子思想的核心是“无为而治”、“无为无不为”，其中的“无为”是方法，“治”是目的。这些思想的本质都是积极向上的。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过程来看，它是一种溶合型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过程是一个不断地吸纳、融合、创新、演变
的过程。诸子百家的思想历经数千年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形成今天的文化精髓，它总体上是多种流派互相包容、互相融合的结果。相比而言，西方文化总体上是一种替代型文化(当然替代中亦有融合的因素)，具体表现为一个民族在军事上战胜另一个民族，战胜者的民族文化替代了战败者的民族文化。比如希腊文化替代了两河文化，罗马文化替代了希腊文化，奥斯曼文化替代了罗马文化，欧美文化替代了奥斯曼文化。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大趋势来看，它是极富生命力的文化。五千年中国传统文化历久不衰、根深蒂固，将中华民族凝聚在一起，其生命力之顽强，在世界各国发展史上绝无仅有。历史上，一些民族在军事上实现了对中原的占有，但因其文化的落后，最终不得不归附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如蒙元、如满清等。而一些民族的发
展与崛起，一定意义上则是借助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其最经典的语言是涩泽荣一的“一手拿算盘，一手拿《论语》”。另外，在一定意义上，中国的传统文化又表现为以文景、贞观之治为代表的发展文化，以商鞅变法等为代表的改革文化，以胡服骑射等为代表的开放文化，以居安思危思想为代表的安全文化，以汉律、唐律为代表的法治文化(有人说中国没有法制。如果这样认为，就不能解释中国古代法系如何与印度法系、罗马法系、伊斯兰法系、普通法系并列成为世界著名的五大法系之一)。中国传统文化在个人行为层面，则表现为以古代先贤所倡导的“言必信”、“笃诚信”为代表的信用文化；以“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
不能移”为代表的信仰文化；以“清心修身”为代表的内修文化，等等。
(本文为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董事长唐双宁在中国金融文化论坛上的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