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银行案凸显了城市商业银行在发展模式的选择、风险管理与监管、市场和制度建设等方面的不足，也为我国银行业的发展敲响了2011年的第一声警钟

　　文 郭田勇 曾阳阳

　　发端于泉城济南的齐鲁银行案不仅因其涉案金额巨大，涉及多家金融机构和多家企业而引起社会各方的高度关注，更因涉案各方尤其是监管层的三缄其口而引发了坊间的种种流言和猜测。

　　根据2010年年底济南市公安局会同该市金融办、市委宣传部、人民银行济南分行所做的通报内容，此次齐鲁银行案所涉及的是伪造金融票证——犯罪嫌疑人刘某某通过伪造存款证实书，用于质押向银行申请贷款。

　　虽然齐鲁银行在本案中看似也是遭遇骗贷的受害者，然而，这似乎正凸显了一种必然：一方面，银行业长期以来存在高息揽储、违规放贷的现象，银行自身在追求业绩、急速扩张的过程中风险管理失位；另一方面，在这背后还有由资金掮客、明星客户经理串联起的建立在制度性差价上的灰色利益链条。

　　 这些缺陷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进程中的必然。

　　 尽管从齐鲁银行年初公布的业绩来看，其各项经营指标全部到达监管要求，总资产更是再创历史新高，并且济南市政府也对齐鲁银行案作出官方回应称“目前齐鲁银行各项营业指标、业务正常”。但无论什么样的说辞也无法掩盖这一特大金融案件带来的严重后果。

　　盲目扩张是诱因

　　 回顾历史，我们知道，齐鲁银行的前身为济南市16家城市信用社和1家城信社联社的基础上组建的济南城市合作银行，于2009年获准更名为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一家具有地方特色和区域影响的城市商业银行，其背后是一支近几年来在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监管部门的锐意改革下逐渐发展壮大的城市商业银行大军。城市商业银行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以其灵活的机制、特有的地域性优势，快速发展成为我国银行业中的活跃力量，在我国银行业体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虽然近几年来在谈到银行业发展问题的时候，多次提及业务转型创新并反复强调稳健经营，但在面对我国银行业同质化竞争严重的格局，各家银行似乎难以偏离急速扩张抢占市场份额的粗放发展模式。尤其是作为新近发展起来的城市商业银行，更存在着做大做强进而做到“大而不倒”的冲动。齐鲁银行就曾高调宣布“从更名到2013年末，将继续推进转型、扩张、上市三大战略”。

　　 从银行自身来看，在目前利率尚未完全市场的化条件下，利差的存在意味着单纯的规模扩张仍然是短期内提升业绩的最佳捷径。

　　从地方政府来看，目前各个省市重点扶植的本土商业银行一目了然。不少城市商业银行都充满了本地色彩，寄托了地方政府做强本土金融机构、烘托上市的满腔深情。而商业银行在高速扩张、增大规模的同时，难免会导致各种扩张病，比如战线过长、风险控制跟不上等，由此积累的风险若不及时有效化解，将会危及银行长期的健康稳定发展。

　　管控缺位是根源

　　 银行在追求规模扩张的同时必然要求有存、贷款业绩的支撑。发放贷款是银行最主要的资产业务，利息收入是银行最主要最稳定的利润来源。面对业绩压力，银行自然有尽可能多放贷的冲动，同时为达到监管部门75%的存贷比要求，尽可能的吸收存款、做大资产规模始终是各商业银行面临的巨大压力。为了拉到存款，各银行使出混身解数，各种理财产品、高息揽储、返点奖励层出不穷。在各路银行的揽储大战中，资金来源、未来风险收益等基本的风险控制便只能退居二线。虽然银监会多次下文要求各银行不得违规高息揽储，但收效甚微。此次齐鲁银行案便是银行为获得存款而进行的票据造假。银行票据业务是一种传统的中间业务，可以改善银行金融资产结构，提高银行经营效益和综合竞争力。持票人贴现时需支付利息，可以提高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银行发展票据业务的动力非常充足：既获得了存款，又可以获得票据贴现的利息收入。

　　 在商业银行大举扩张的背景下，追求存贷款业绩的压力让银行监管票据业务的风险显现。齐鲁银行在开具承兑汇票时忽视企业的贸易背景审查，任由伪造票据骗取银行资金，充分暴露出其风险管理环节的意识薄弱。齐鲁银行表面上的漂亮数据对其内在风险提示的无力暴露出我国银行机构普遍存在的片面追求数据达标以证明自身优良业绩的惯性思维。这种数据迷信易于导致银行在发放贷款环节的风险控制过程仅仅停留在企业经营指标这一较浅的层面上，无疑给数据造假、票证伪造留出了漏洞。

　　另外，本案也凸显出我国银行业中的制度建设和市场建设有待完善。尽管各城市商业银行普遍采用股份制的组织形式，并且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建立了法人治理结构，但在实际运作中，由于占股地位的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的所有人缺位，委托代理关系不明确，因此各城市商业银行实际被控制在少数政府资本代理人手中，董事会（或理事会）、监事会等部门形同虚设，无法对银行代理人形成有效的监督。

　　据报道，早在2002年就成为济南市商业银行第一大股东、持股15%的力诺集团实际上很多年一直未能入主董事会。除了力诺集团，当时包括三联集团、济南中金投资有限公司、道勤理财有限公司在内的3家民营股东也同样没有拿到董事会的入场券。虽然根据齐鲁银行官方网站2009年资料显示，该行股权结构已有所完善，但仍可以看到，作为齐鲁银行最大单一股东的境外战略投资者——澳大利亚联邦银行在齐鲁银行日常运作中的角色缺失。

　　很明显，从这个侧面反映出我国商业银行在引进战略投资者过程中的“引资”重于“引制”的短视现象。

　　创新与规范并非对立体

　　 须看到，久未解决的利率市场化问题也制约着我国银行业以市场为导向的发展趋势。固定利差不仅是商业银行热衷于追求规模大小、高速扩张的根本原因，也给了资金掮客以极大的套利机会，他们通过民间利率与官方利率差、官方利率上浮与下浮差，串联起建立在这一制度性差价上的利益链条，危害银行稳定健康发展。

　　 在我国银行业不断改革发展深化的过程中，日趋激烈的同质化竞争是现阶段我国银行业的时代特征。各家银行在追求做大做强的过程中往往容易形成自身风险管理的疏忽，监管部门也往往存在监管滞后的漏洞。齐鲁银行案正好给我国银行机构提了个醒：不断加强风险控制能力和水平、形成风险管理长效机制，是银行规范运作、稳健经营的重要保障，安全性是银行机构经营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