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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业悲剧:简单重复 缺少思考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1月25日 01:26  第一财经日报

  斯隆管理学院教授黄亚生

  中国制造业悲剧:简单重复 缺少思考

  惠正一

  这是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但却是真实的。

  一家土耳其公司给中国广东的一家企业下了订单,生产1000双鞋,土耳其公司非常担心中国企业生产的鞋是否符合要求,便一再强调必须完全按照提供的样品生产。

  对于中国公司而言,这个要求并不难满足。但悲剧还是发生了。

  当土耳其公司负责人看到了中国公司送来的鞋子,顿时气炸了:右脚的鞋好好的,左脚的鞋每一只都有一根钉子。

  然而中国厂商一脸无辜地拿出了鞋样子,原来,样品是广交会现场拔下来的,因此其中一只鞋拔出的时候钉子留在了上边。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黄亚生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讲述了这个故事,他感慨,这不只是一个公司的悲剧,这背后是中国制造业的悲哀:简单重复,缺乏思考。

  工厂不是公司

  第一财经日报:始自美国的金融危机令中国企业的外部商业环境迅速恶化,也考验着中国制造业出口导向的模式,当金融风暴逐渐过去后,中国制造业是否已经度过了最寒冷的冬天?中国制造业今年将面临什么样的环境?

  黄亚生: 我认为中国2009年、2010年或者是今年制造业的环境都不容乐观。中国制造业的简单加工对出口依赖度高,全球金融风暴引发的危机还没有过去,未来依旧有很多这些不确定因素。

  某种意义上来讲,房地产泡沫掩盖了很多制造业所面临的挑战。无论是钢筋还是水泥,房地产拉动了需求,促进了GDP的增长。如今,中国政府也认为房地产过热,希望减缓房地产价格上升的速度。与此同时,通货膨胀开始抬头。如果房地产降温以后,制造业出口又没有全部恢复,我担心的是这么一个尴尬的局面。

  日报:在出口没有完全恢复的背景下,中国房地产泡沫消退以后制造业的问题会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那么您认为中国制造业转型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黄亚生:中国制造业公司的结构,与其说它是公司还不如说是工厂。所谓工厂就是有一个厂长,其他人都是工人。我认为中国的公司是一种头轻身子很重的结构,富士康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中国这种代工企业没有什么特别多的管理内容,因为它没有什么管理人员。原因也很简单,企业从外企那里拿到订单,对方直接指明这个的规格样式,所有的都是现成规定好了。中国企业不需要自己去考虑,诸如如何预测美国服装市场趋向,美国年轻人喜欢什么。中国企业甚至都不需要知道这个产品是提供给欧洲还是美国。中国代工企业唯一需要的就是一个懂英文的人,能把对方要求翻译成中文,然后交给工人去生产。

  土耳其代工鞋子的故事表明中国的这些制造业工厂根本不需要任何管理,连为什么鞋子上需要一个钉子这种常识性的问题都不会去考虑。长期接订单、生产这种简单模式使得中国企业放弃了思考:它不用想这些问题,你告诉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要改变这个局面,必须有相应的管理模式。一方面必须有营销能力,必须能够对市场作出判断和预测能力。另一方面,从生产角度出发,企业除了简单生产外,还需要工程和技术。

  转型的背后需要人才支持。例如上海交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合作推出的中国全球运营领袖项目,便是旨在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制造与运营人才。我们看到了中国有这方面的需求,希望能够培养这方面的人才,被中国公司使用。但是从效果上来讲,我们大部分毕业生都选择了外企,也就是说中国公司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到他们需要这一类的人才,这也是外国公司和中国公司的差距。

  盲目乐观的企业主

  日报:从企业家角度而言,中国制造业目前的企业家群体是否具有带领中国制造业转型的智慧,作为企业的掌舵人他们需要做哪些事情?

  黄亚生:我在美国住了好多年,我觉得美国这个国家的企业的优点是永远觉得它自己处于一个危机状态。而中国的企业则不同,收着订单就可以了,视野特别短。

  以浙江一些企业主为例,他们有一种心态,认为自己都能应付:这个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我自己就能消化。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不需要作预测,去琢磨未来的趋势:我能够事后消化的话,我干吗要事先知道这个事呢?

  他们可能是错的,比如金融危机,他们认为是自己解决的。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政府提供了这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可能经济刺激计划对这些企业没有直接帮助,但间接帮助是肯定的。

  日报:中国的人口红利在渐渐丧失,中国制造业曾经最大的优势——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开始成为历史。您觉得对于中国制造型公司而言,如何应对并消化这种成本的上涨?

  黄亚生: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从长久来讲应该是上升的,上升是件好事情。举例说明,沃尔玛的物流完全靠技术,而不是靠人口红利,它也可以把物流成本降得很低,丰田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降低了物流成本。如果在中国人口红利逐渐丧失的同时,中国公司用技术手段去管理它的物流也会使得降低成本成为可能。

  成本上升是一把双刃剑,对于企业而言工资的调高意味着成本的增加,而对于员工而言,工资上升可能会有更多的消费。所以从这点来讲,我认为人力成本的提高实际上对中国经济是个促进的作用。

  日报:供应链趋向全球化以后,美国本土的制造业越来越少,您如何看待美国当今的制造业?

  黄亚生:现在美国的制造业占GDP的比例很低。但是换个角度出发,美国在全球制造业所占的比重则是另一番天地:比如GE,它不在美国做,但在中国、在印度做。所以若看美国在全球制造业的地位,不能单以地理观念来看待这个问题,而以企业控制角度来看的话,我认为美国现在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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