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军

　　最新数据似乎显示，中国劳动力成本正在发生巨大变化。

　　根据国家统计局1月20日公布的数据，2010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增长14.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9%，既高于同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8%的实际增速，也高于10.3%的GDP年增速。

　　这种情况上一次出现，是在27年前，即1981-1983年间，那是农村改革初期硕果累累的年代。

　　对于这一27年来首次出现的变化，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当天将其解释为“民生显著改善”的表现。

　　而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祝宝良的解读则是：中国的人口红利正逐步结束，劳动力成本不断增加，成本型通胀开始显现。

　　面对成本型通胀，货币和财政的紧缩政策都不会有效，“唯一的办法，是机器更多地代替员工，加快产业升级，提高技术对经济的贡献率。”祝宝良说。

　　而由此引发的中国经济的连锁式巨变，将在未来十年间势不可挡地释放出来。

　　人口红利迎来“刘易斯拐点”？

　　“这是中国剩余劳动力开始消失、人口红利趋于结束、出现刘易斯拐点的信号。”

　　农民收入增速超过城市居民收入，并远远超过经济增速，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是近30年来第一次。这让人回想起改革之初那个“在希望的田野上”的黄金年代。

　　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1981年全国农民平均每人收入为223元，比上年增长16.8%。同年城镇人均可用于生活费的收入为463元，去掉物价因素，实际增长1.8%。

　　当年工农业总产值为7490亿元，比上年增长4.5%。

　　中国社科院农业所研究员李国祥将此归功于80年代初期农村的家庭年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同时国家提高农产品收购价也使得农民收入增加很快。

　　而时隔27年后重现的这一幕，则有很大不同。

　　“这一次，农民的收入快速增加，除了农产品价格涨幅比较快的因素外，与农民打工的工资收入快速增加有关。而后者是决定性因素。”李国祥说。

　　国家统计局20日公布的数据是：2010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增长17.9%，家庭经营纯收入增长12.1%，财产性收入增长21.0%，转移性收入增长13.8%。

　　农民工资收入快速增长的背后，酝酿着影响更深远的变局。

　　“农民工收入快速增加，是中国剩余劳动力开始消失、人口红利趋于结束、出现刘易斯拐点的信号。”中国社科院人口所的蔡昉此前曾提出这一看法。

　　李国祥对此的评价是，2008年也一度出现过农民收入增速超过城市居民的情况，但当时主要是经济危机导致城市部分居民收入下降。2010年的这种情况是不是昙花一现，能否延续，还需要观察，进而确证这是不是人口红利结束的拐点。

　　“但中国劳动力正在告别无限供给，逐步走向短缺是无疑的。”他说。

　　农民增收引发通胀转型？

　　李国祥们在北京的结论，远在万里之外的李新忠有切身感受。

　　在新疆建设兵团石河子某团效力的李新忠，去年打算从内地招收100多名农民工进行棉花采摘，最后只招到10个人。

　　“采摘棉花的工钱不断上升，但已经吸引不到更多的人，因为河南、陕西的农民在本地打工能挣到更高的收入，不需要再辛苦出远门。”李新忠说。

　　新疆棉花协会的王艳平佐证了这一点。他介绍说，2010年新疆采棉工200万人，实际只找到了一半人。尽管每采摘1公斤棉花的价格为1.8元，比2009年的1.2元/公斤上涨了50%。”

　　类似的情况，李国祥在东北和南方调查时也有发现——雇佣农民插秧的费用，已经涨到1天200元。雇人种植蔬菜的报酬也在增加。

　　“像种菜这类工种很难由机器来干，这是农民工工资不断上升的原因。”李国祥认为。

　　这一切势必会传导到农产品价格上。根据李国祥的研究，近年的农产品价格上升中，一半因素缘于劳动力成本上升。

　　在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陆志明看来，当经济进入结构调整期，劳动力成本提升将推动物价上行，资源品价格的上调将直接导致居住类和交通通信类价格的上涨。

　　这符合祝宝良的判断——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未来五年可能是中国物价涨幅比较高的时期。“‘十二五’期间物价涨幅可能达到4%甚至更高，而经济增速会从‘十一五’的11%下降到9%左右。”

　　可以相比较的是，“十五”时期，GDP增速是10%左右，物价涨幅是2%左右；“十一五”时期，GDP是11%左右，物价是3%左右。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变动。祝宝良认为，过去物价上涨，往往是经济高速增长，产生需求推动型通胀。而现在的趋势是物价涨幅上升、经济增速下降，这就是由于工资成本上升导致的成本推动型通胀。

　　“机器代替人”的时代来临？

　　成本型通胀时代的到来，将引发连锁式的深层变化。

　　“对付新的通胀形势，紧缩政策毫无效果。”祝宝良说，唯一办法是提升技术对经济的贡献率，更多地采用机器来代替人工，同时那些低工资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要进行升级。经济增长要更多地依赖居民消费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而不是对低端产业的投资。

　　这也涉及到整个宏观调控的转型。比如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该是大幅减税以增加居民收入，而不是大量增加项目投资。

　　但也有学者持略有不同的看法。陆志明就认为，目前的通胀可能仍然是混合型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只是其中一个表现。

　　中信证券宏观首席分析师诸建芳则强调，在短期内中国的劳动力供给仍然是丰富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不会被淘汰，产业升级也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一切的前提是农民收入的快速增长，而低端的加工工业有上亿的农民工就业，如果把这部分产业关闭掉了，农民工工资收入就很难维持快速增长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