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增加的税赋成为民众的负担，增加政府寻租的空间，降低资金的使用效率，而不是增加公共品的供给，提高民众的福利，这种税赋不要也罢。

　　民众痛恨税赋，古今中外皆如此。清初的康熙爷深谙赋税之弊，所以在康乾盛世之初，便在国家财力许可的范围内提出“盛世滋丁，永不加赋”，这些政策让民众得以休养生息，而国家能够在没有提高税率的前提下，扩大税基，使得国本更加得稳固。

　　而如今，当车船税还方兴未艾时，重庆可能在2011年第一季度就开征房产税。坊间盛传，重庆房产税定位在高档商品房，征收对象主要是城市中的别墅、面积较大的商品住宅。据预测，计入征收房产税商品房的建筑面积可能为144平方米以上，多套房建筑面积实施累加制，超过200平方米也可能被征收房产税。此外，房产税税率可能为房地产当年市场价格的0.5%-1.5%。

　　对高档住房开征房产税的目的无非有这样几个：打压房价，提高地方政府税收收入，调节居民的收入分配。

　　本人对打压高档住房的房价这一政策目的始终不解。首先，打压别墅价格能让中产阶级或劳苦大众住上花园洋房吗？显然是不可能的。别墅价格下来后，对谁好呀？当然是那些有钱人啦。本来，让有钱人多花点钱住高档住房，这是很好的一件事啊。这些人本来就钱多烧手，为什么要帮这部分人打压房价呢？

　　其次，高档住房的房价下来后，使得有钱人对这些住房失去了投资欲望，这些人要去哪投资？很明显，这些钱很有可能又回到“豆你玩”、“蒜你狠”上，社会的核心通胀率又得上涨了，我等小民的菜篮子又变贵了。

　　高档房产本来可以成为小川行长口中的一个“池子”，把社会上的热钱给圈住，从而不影响国计民生。当房产税打压高档房价之后，“池子”就不复存在了，热钱就真的在世上为非作歹。可以基本确定的逻辑是，房产税越严格，通胀压力越大，税收部门的快乐就会变成中央银行的痛苦，小川自然就更头痛了。

　　所以说，打压高档住房的房价本身不仅仅是很多余的做法，而且会更加凸显社会不公。

　　接着来看看房产税提高地方政府税收收入的这个目的。这个目的很容易达到，收钱就好。但是我们接着要问的问题是：政府拿这么多钱干嘛？中国政府差钱吗？综观国际，中国政府应该是最不差钱的政府了，每年税收的增幅基本两倍于GDP的增幅。“十二五”规划对民生更加重视了，中央政府也正要推进个人所得税的减免，提高民众在收入分配的份额，让民众对自己创造的财富掌握有更大的自主权。但与此同时，车船税、房产税，接踵而至，让好不容易降下来的一点税，又给收上去了，这于民何利啊？

　　如果说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让地方政府担负了更大责任，分少了税收，我们应该做的就是让中央政府少分点，而不是让地方政府去开辟财源。毕竟税收总量已经足够了，而税收收入在中央和地方分配不合理的问题可以通过调整税收收入分配比例来解决。

　　比如说，增值税这一块，现在中央拿去了75%，而地方只留25%，我们可以立法让中央拿60%，地方增加到40%。这比增加各种名目的税收方便多了吧。当然，要实现这项建议的前提是中央政府愿意减少自己的份额。

　　最后来看看房产税对调整居民收入分配是否有作用：要让房产税起到收入调节的作用，我们就得期望地方政府把收上来的税收投入保障房的建设，让低收入的民众可以享受到蜗居。

　　但是，这实行起来很困难。审计署2010年11月17日公布了19省市2007至2009年政府投资保障房审计调查结果，发现京沪等22城市未按规定从土地出让净收益中按时足额提取廉租住房保障资金，共计少提取146亿元。而且，北京市大兴区一小区9栋保障房中，有8栋被查出质量问题。这些情况不是说明地方政府没有执行力，而是说明地方政府没有动力。对GDP增长的追求，对税收收入增长的追求，对面子工程的追求就是地方政府的动力之源。地方政府对于那些有动力做的工作乐此不疲，例如强拆；对于保障房建设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自然就懈怠了，把钱挪到其他的面子工程上使用，可能对其升迁更有帮助。一项政策如果不能很好地实行，本意再好，也是白搭。

　　所以，当增加的税赋成为民众的负担，增加政府寻租的空间，降低资金的使用效率，而不是增加公共品的供给，提高民众的福利，这种税赋不要也罢，“永不加赋”可以是更好的政策选择。我们期待着康熙爷的梦想能在今天的盛世中实现。

　　另外，第一季度已然到来了，我们连房产税的具体版本还没见到，只能依靠某些“消息灵通人士”来揣度政策。这简直比车船税更加霸王条款，起码车船税还允许民众评议，但现在我们连辩论的空间都没有，直接就得面对这些关系到我们切身利益的房产税了。

　　(作者为中央财经大学外汇储备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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