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子宇

　　他们没有轰轰烈烈的经历；没有亲历国政大事的制定、决策；没有目睹过历史伟人的风采。他们只是生活在太平洋两岸的普通人。

　　但是中美两个大国多年来的风风雨雨，却为他们的人生留下了各式各样的烙印，影响着和他们一样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生活。

　　他们的观点、经历各有不同，唯一相同的是，他们都希望中美这两个大国能够友好相处、增进了解、共同繁荣。

　　服装厂老板：

　　大家繁荣，大家有饭吃

　　年过5旬的老郑，经营着一家不大不小的服装加工厂。从1992年开始，他的工厂通过香港的中间商得到美国服装品牌的代工订单。他总是和工人一起日夜赶工，以求在春节工人回家之前完成订单，并通过外商的质量认证。如此年复一年。

　　理工科出身的老郑，下海前曾在部队下属研究所工作过，谈到政治最喜欢强调的就是，“我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在我看来美国人就是没安好心，耍霸权”。但是他又和中国大多数的企业家一样，崇尚美式商业帝国，崇拜美国企业领袖们。

　　中美关系，对于做对美出口生意的老郑有着不同的意义。

　　创业初期的老郑，和中国沿海制造业企业家最关心的一样东西叫做“配额”。当时中国对美国出口产品数量都有限定，一旦两国关系出现问题，美国只要对配额做出调整便可以施加压力。两国关系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影响几百家企业的生计。

　　1998年，美国克林顿总统高调访华，第一站意味深长地选择了古都西安。西安为克林顿举办了盛大的仿古（唐）迎宾入城式，规格之高，前所未有。老郑一家在电视机前看完了整个直播仪式。

　　但一年后便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南联盟使馆事件，引发全国性的反美浪潮，老郑看着电视里激愤的大学生，心情复杂。“如果当时中美关系进入全面对立状态，我的出口生意一定会有大的影响。”他回忆说。

　　“我是一个受老式教育的人，如果中美发生冲突，我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老郑想了想，说道。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配额制终结。尽管之后中美贸易战屡屡开打，但是渐成规模的中国出口企业，仍然迎来了事业的高峰，老郑的企业也在里面。“最好的时候，一年可以做1000万-2000万美元（营业额）。”

　　也是在2001年，老郑第一次到了美国出差。在佛罗里达州，他受到当地市长的接见。“感觉很多生活条件一般，很多房子设施陈旧，什么都要自己动手。习惯了国内优越生活的有钱人去到那边未必习惯。”他回忆说，“但是他们的资源太丰富了，当地大学里，几十个足球场，随便运动。”

　　现在，他一如既往地关注中美关系，喜欢看凤凰卫视和中央台分析时事政治的节目。但是，配额已经不再是他关注的焦点，汇率才是。

　　“以前人民币和美元1比8点几，现在1比6.5，你算算损失多少？”从2007年开始，中国沿海制造业急剧萎缩。

　　“我两年前已经把主要注意力放到其他领域了，比如地产、投资什么的。以前我崇拜杰克·韦尔奇，现在我崇拜巴菲特。不能说都是奥巴马的错，现在工人的人工太高，本来也做不下去了，人民币升值加速了这个进度。”老郑的工厂原来有4间厂房，现在只剩下最小的一间。

　　“我希望胡主席访美能带来中美关系的又一次蜜月。虽然出口生意萎缩了，但商人还是希望有好的国际国内环境。大家繁荣，大家有饭吃。”对于未来，老郑很淡然，亦很坦然。

　　留美学生：

　　从无到有，美国人的中国认知

　　1999年，北约战机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时，王大琪还是一个15岁的初中生。他在学校操场上听着校领导关于时局的讲话：“要跟着党中央的政策走，爱国！冷静！守法！”

　　“有些同学很激动，甚至兴奋地讨论打仗的事情。”

　　两年以后，他赴美留学。“美国教育激发了我，改变了我。”现在已经是《南方人物周刊》记者的他回忆说，“但是我也发现，当时很多美国人根本不关心中国。南斯拉夫炸馆、南海撞机、对台军售，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些事情。甚至有很多小朋友问我中国有太阳吗？有月亮吗？”

　　2001年的9·11事件后，一切都发生了改变。这次被认为对中美关系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事件，也改变了王大琪的命运。

　　“当时我在美国密歇根州的一所中学里，突然把大家集合起来看电视直播，然后宣布停课疏散。气氛之严峻，让人感觉浑身发抖。就好像战争一样。”王大琪回忆，“这次事件对美国社会的冲击和影响是超乎想象的。因为美国人都自发地相信，美国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怎么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

　　9·11之前，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总统布什和他的鹰派团队会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事实上当时也出现了这样的趋势。但是9·11以后，美国在全球发动反恐战争，中国采取了支持的立场，两国关系由此全面缓和。

　　但大政治的微妙变化，并未裨益王大琪那样的普通学生。相反，一场被称为“签证灾难”的现象迅速蔓延，美国社会突然爆发出强烈的排外情绪。去美国留学突然变成了“不可能的任务”。

　　王大琪成了受害者，他本来计划假期结束后继续回美国攻读高中，尽管有着各种良好的条件和记录，他的签证申请被断然拒绝。

　　“我在美国的寄宿家庭也很愤怒，他们甚至表示自己认识议员，可以寻求帮助。但即使这样也没有成功。我先后签了5次，全都失败。”

　　几经波折，王大琪去了加拿大。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由于长期留加的关系，他获得了长达10年的美国签证。“我希望中国和美国能够彼此认同对方在世界上的存在意义。我希望不要再听到中国有没有月亮这样的问题。”

　　和当时懵懂的王大琪不同，纽约世贸中心被袭击时已是上海交大学生的Leo，很自然地便联想到了“美国是否会因此缩紧对中国的签证政策”。不过等到他2005年完成学业准备留学时，签证已经不再是障碍，他顺利赴美。

　　“其实很快就看出来，9·11事件是中美关系的一个转折。那以后的中美关系一直都很好。”现在已经在大摩工作的Leo表示。他把自己称为一名“矿工”，这是华尔街对于为金融衍生品定价者的戏称。

　　“我觉得，很多美国人还完全没有意识到中国现代化的程度。北京和上海发生的一切常让他们吃惊。”

　　2008年，中美关系出现新波折，当时全美中国学联在纽约市政厅前，组织了大规模“反对藏独，支持奥运”的集会。“很有趣，纽约市政厅本来就在一个不是特别显眼的地方。那么一大群中国人热热闹闹地聚了一阵，结果发现几乎没啥老外。”Leo回忆说。

　　也正是那段时期，“中国崛起”开始走入了美国社会的视野，“可以感觉到美国人对中国的兴趣越来越大，越来越渴望了解中国”。

　　进入奥巴马时代，中美在经济方面的各种议题成为两国关系的核心部分，这也是Leo及他的华尔街同事关注的焦点：“公司里关于中国的话题讨论很多，不过我觉得中国人在美国的总体形象是温和、低调的，符合中国‘和平崛起’的感觉。”

　　“我们必须高度关注汇率问题，也必须关注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对各种物资如大豆、原油的大规模采购。我的同事在这个议题上普遍有一种倾向，就是对美国经济的悲观和不自信以及对中国的继续看好。”

　　对于中国对美国与日俱增的影响力，Leo想起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去年新年的时候，纽约最著名的Macy百货公司，为1000名来自中国的旅游团闭店服务。“这在纽约真是破天荒的事情。”

　　（本文得到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阳伟光博士的协助，在此表示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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