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文喜

　　控烟力度不够，这对我们来说一直是一个令人尴尬的话题。虽然我国于2003年成为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签约国，但签约7年来，总体履约情况却举步维艰。这与烟草的高利润的诱惑力无不相关。

　　长期以来，烟草行业都被定义为“暴利行业”。而在烟草行业的整个产业链中，几乎每一个环节都可能产生巨额的利润。虽然人们熟知香烟危害健康，但与这一“原罪”相比，暴利的诱惑依然让人难以拒绝——烟草经济就如同国民经济中的香烟，中国要“戒掉”烟草经济并非易事。

　　烟民的数量日益倍增是支撑这一行业财源广进的重要因素，数据显示，我国拥有世界1/3的烟民。正因为如此，中国有5亿多人正受到“二手烟”危害，其中1.8亿是未成年人，每年有100多万人死于吸烟引起的各种疾病。

　　更让人警醒的是，随着发达国家控烟成果的推进，我国不仅是全球最大和全球最后一块能够创造巨额利润的烟草市场，也成了世界各大国际烟草公司渗透和转移市场的目标之地。

　　现在，在控烟问题上，虽然有烟民习惯、控烟人力和经费不足等因素制约，但一个最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在公众健康和烟草GDP上，我们正面临一个鱼和熊掌的两难选择：目前我国烟草行业拥有5千亿资产和6千万从业人员，每年给国家贡献近1/10的财政收入。仅在2009年，烟草行业就产生了5131.1亿元的工商税利，同比增长了12.2%。

　　但烟草经济毕竟是一种眼前利益，更是不健康经济，养成烟草经济的尼古丁依赖必然会养痈成患，贻害将来。2000年有相关调研显示：在我国，吸烟带来的经济成本每年约为410亿元人民币，其中140亿元是医疗成本，270亿元是生产力的损失(包括工作时间和病假的损失)，“吸烟引起的医疗成本占全国卫生总费用的3.1%。”

　　在近日举行的“中国烟草经济与税收政策研讨会”上，相关部门表示将推动烟草的“税价联动”。税务部门更直接表态将在今年开始实施。与茅台、五粮液满足消费者身份需求和市场渠道的涨价不同，即将到来的香烟涨价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从香烟厂家到烟草专卖局再到消费者，没有一家是真正愿意迎接涨价的。这个艰难决定更像是一场经济尼古丁的利益博弈。谁都知道，只有烟草税的接力棒传到了零售终端，才可能真正对烟草消费者有所触动。

　　同样实行烟草专卖的日本政府于2010年10月提高烟草消费税，11月烟草税收约为2．9亿美元，约占上年同期的34．7％。增长率及税收额均降至单月烟草税历史最低。更为重要的是，1月9日是中国签署《烟草控制框架公约》5周年之日。中国部分城市终于宣布将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室内工作场所实现100％禁烟，虽然这是一个在过去5年内应该完成的国家承诺。正是这个国际承诺的失约，使得中国在全球控烟舞台上举措更为关键：世界第一大烟草种植国和第一大消费国的控烟成果直接决定全球控烟的成败。

　　当然，全面禁烟也非政府戒税就能解决的一揽子活。香港禁烟可谓成功典范，如今该地吸烟率已从1982年开始时的23%，降至2008年时的12%——这已是世界上最低的。香港在禁烟伊始，也曾引起一大争论：我们该以什么理由来禁烟？梁文道先生曾表示，如果从保护非烟民权利的角度出发，应该大力支持；但如果单纯地认为吸烟是一种陋习，就该被禁止，则有歧视与侵犯烟民权利的嫌疑。

　　这么看来，全面禁烟是一种从“不损害他人自由”出发的运动，在一个讲究权利的文明时代，推动禁烟运动的美好初衷就是为了保护非烟民的利益，而基于此点出发努力去戒烟的烟民，尊重了别人，也理应得到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