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奇帆简介

　　黄奇帆，重庆市市长，1952年出生于浙江诸暨。1994年9月至2001年10月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2001年10月至2009年12月任重庆市副市长。2009年12月至今，先后任重庆市代市长、重庆市市长。

　　节目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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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籍，《辞海》里的解释是，登记居民住户的册集。他只是居民户口的法律凭证，但是现在，户籍已不仅仅是一个人的身份证明，在某种程度上，他还左右着人们一生的命运。一个人只要出生在农村，他享受的福利和人生的机会就与城里人有很大的差别。今年8月1号，重庆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正式实施，这种在中国存在了52年的城乡二元体制有望打破。按照计划，到2020年，重庆将实现累计1000万农民转户进城，约占现有农村人口的一半。在过去的若干年中，一些城市也先后进行了户籍改革，但是因为事情的复杂性，最后都是雷声大雨点小。这一次，重庆市的大动作被许多媒体称为户籍改革的破冰之旅，一时间，各种赞扬的声音铺天盖地，但是质疑的声音也随之而来：户籍改革会不会带来大量失业？会不会形成大面积“贫民窟”？10年1000万农民转户进城，重庆到底是夸下海口还是胸有成竹？

　　芮成钢专访

　　芮成钢：重庆户籍改革被全国观众注视着，我们也知道，重庆的一个愿景是，未来十年有一千万的农民进入城市，重庆准备好了吗？

　　黄奇帆：这件事是这样？大家有时候会有个误解，以为我们是简单地把农民，在农村的农民让他转成城市户口，那么他就要想象你的就业哪来，你怎么生活，怎么工作，其实我们并不是在干这件事，我们在解决的一个问题是重庆有八百万农民工，四百多万农民工在沿海打工，四百多万农民工在重庆城里工作，他在重庆城里工作的四百多万农民工中，现在有两百多万人已经在城里工作了五年以上，也就是说，就他的工作来说，他已经有五年，已经是个熟练工，就他的城市消费来说，他已经在城里消费，已经在城里基础设施，社会城市，他都在消费。只是一个待遇问题，在城里工作五年以上的人该不该给他，让他跟城里人，城里的工作人员，城市户口的人员一种养老保险待遇，一种医保待遇，一种小孩读书教育的待遇，一样的就业，或者租房子的待遇，也是个人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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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籍改革可以解决公平问题，让更多人分享到城市户口所带来的住房、教育、就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但是它也触及了农民最根本的土地问题，因为拥有农村户口就意味着至少拥有了“一亩三分地”，所以一些人担心，转户口是否必须出让农村土地使用权，以土地换户口，以土地换城市的保障？

　　芮成钢专访

　　黄奇帆：这些人是以他的青春，以他的有效就业换得了他的城市户口。不是以他的农村土地换户口，土地换社保，没这个概念。重庆是以他在城里工作就可以在主城落户，这么一个条件来落户的，这个有点像你到美国去，七年就可以换绿卡，一样的，我们是有这么一个条件，符合条件就可以转。

　　芮成钢：在实际的操作当中，我就想问一个，从心理角度来说，这些转户的农民工们，对于他们而言，是农村的土地更能给他们安全感，还是城里的社会保障给他们安全感？

　　黄奇帆：假如说农村土地必须退出来，换城里的社会保障，就是说用土地换社保，他要比较。现在我们的情况是，你之所以有城市的社保，城市的户口，是因为你在这工作五年，这个有效的劳动和青春换来的，你农村里的土地还是你的，留在你这儿，所以他用不着这个比较。

　　芮成钢：没有这个担心。

　　黄奇帆：他只要一到位，你想着，他同样工作，养老保险，城市人口20%的养老费的企业交，农民工就12%，一年就可以差一千多块，养老费要交15年，20年，那就可以差几万块。医保费，城市人一个企业，你是企业职工，我要帮你一年交一千几百块，农民工我只交你四百块，又少一千块，十几年，二十年，又可以少一万多块，两万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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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籍制度的改革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农民转户进城以后，他们的住房怎么办？谁来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今年二月，重庆市在全国率先大规模建设公租房，按照计划，未来10年，重庆将建设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建成后可解决60多万户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问题。四个月以后，这个目标调整为，前三年全市建成3000万平方米公租房。由政府向占比三分之一的中低收入人口提供公共租赁房。如果这个目标能全部实现，重庆房地产格局将根本改变。在地方政府高度依赖“土地财政”，楼市越调控越“高烧”，越来越多人无力买房的情况下，重庆或许将为中国房地产市场提供新“解药”。

　　芮成钢专访

　　芮成钢：我想对于中国民生而言，大家最关注还是房子，我们知道今年以来重庆是大张旗鼓地在搞公租房的建设。

　　黄奇帆：是这样，我们觉得住房完全有政府配置，分公房的方法，也就是我们计划经济过去五十年的做法是不行的，走不通的，但是完全按现在这个，十几年，二十年，让所有老百姓要住房，都要通过商品房，市场化方法去买房，也是有问题的，因为总有低收入的群体，总有农民工，或者还有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无法买房。合理地做法就是双轨制，所以今年我们按中央要求，我们重庆市委市政府确定了30%到40%是公租房，60%到70%是商品房，这么一个双轨制体系。

　　芮成钢：农民工工作六七年，也能住上公租房吗？

　　黄奇帆：那当然。公租房这件事，即使他没有户口。我只要是农民工，你再付我资金，我一样给你，我倒并不见得要户口。但是当他有了户口以后，申请公租房以后，说不定还想买公租房，当经济适用房那么买下来的时候，这个户口还是会起作用的嘛，所以对他们来说，都是个保障，会比较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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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重庆市民最关心的话题里，除了房价还是房价。公租房可以解决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但是面对高企的房价，其他收入阶层的住房问题怎么办呢？今年以来，国家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一轮接着一轮，但是高房价的坚冰依然难以撼动。媒体一直在猜测，房地产调控会不会有下一波？房产税会不会成为下一波调控的“杀手锏”？重庆试点开征房产税的传言一直不断，一旦开征，它将对全国房地产市场产生深远影响。12月11号，重庆市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的通知》，明确将按照国家加快推进房产税改革试点的工作要求，积极做好征收高档住房房产税的准备工作。房产税的讨论再次升温，很多质疑的声音也扑面而来。批评者认为，政府在出让土地的时候已经征收了土地出让金，再征收房产税显然有失公平。房产税到底该不该收？怎么征收？重庆市要在两难困境中找到答案。

　　芮成钢专访

　　芮成钢：(重庆)同时也明确提出房产税的概念，在这里头您有没有特别的两难？

　　黄奇帆：房产税是作为持有环节的税，我是认为凡是房产税，如果对高端一遏制以后，对高端房的房价上升是会有遏制作用的。在交易过程中你如果税收高，价格也高，就转移出去了，但是持有环节的税，它是对买房者是个遏制，你如果两百万一套的房变四百万，他持有了以后，这个税负会很重，他会考虑买还是不买，这样就会把高端房的消费需求给遏制。我们设计了房产税，但这个房产税要等中央批准了，我们再实施。

　　芮成钢：这是试点，大家觉得，美国财产是个人拥有的，中国是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

　　黄奇帆：这个道理是我今年年初就跟财政部说了。什么意思？假如我们没有土地出让金这一说，我们应该所有的房子都收房产税或者物业税，但是因为我们收了出让金，再收物业税，两头收的话，就过分了。

　　芮成钢：不应该两边都收。

　　黄奇帆：但是两边都收就会昏到。在这个背景下所以我是反对两头收的，反对两头收是一回事，对高端，我收你一下，起遏制作用，因为房地产的高价其实是两头产生的，一头是政府卖地，卖的高了，房价就高了，第二是高档房卖的高了，旁边的中低档房跟着迎风而涨，所以你只要把两头控制，就可以。重庆我可以跟你说，因为我把土地控制住了，我从来不把土地的价格卖过房价的三分之一，房价一万块，土地就三千三，卖得低。第二，高价房被我遏制了一下以后，所以重庆的商品房现在是六千多块一平方，一套80平方米就是四十几万，五十万，重庆中低收入的家庭，一年的收入总也有七八万，他就可以六年七年买套房。所以这句话在中国重庆是实现的，在北京要二十多年，上海可能三十年，但重庆是做到这一条。

　　芮成钢：按照您刚才说的，重庆商品房的价格目前是稳定的。

　　黄奇帆：应该是这样，我们本来就不高，所以用不着，不一定会降，但是我肯定，我有个理念，希望一个城市老百姓宜居，宜居应该是价廉物美，就是六年到七年，能买房，对商品房六到七年收入能买房，对公租房是六分之一的工资收入能租房，这都是六七年，是一个逻辑。

　　重庆街采M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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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豆战争、大豆危机、大豆悲剧，近年来，中国大豆频频成为社会关注的对象和争论的焦点。中国曾经是全球大豆主要的生产国，然而近年来，“洋大豆”进口量年年爆增，2007年，中国大豆进口突破3000万吨，2008突破了4000万吨，今年头11个月，大豆进口更是接近5000万吨。中国大豆的对外依存度高达80%，中国企业不得不面临大豆价格受制于人的尴尬。在“洋大豆”吞噬中国市场，中国粮食战略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中国企业需要寻找新的出路。今年8月份，重庆粮食集团巴西大豆基地项目正式获批。重庆粮食集团将投资58亿元，在巴西圈地300万亩，建基地种植大豆。这将是我国在海外最大的食用油基地。在巴西买地种植大豆，这并没有经验可循，重庆企业究竟怎样完成海外投资？他的做法又能为中国的大豆产业带来新的希望吗？

　　芮成钢专访

　　芮成钢：很多人说中国企业没有准备好，但这一步又必须要迈出去，从重庆的实践来看，您觉得这方面有没有特别的压力？

　　黄奇帆：我们的粮食集团到巴西，购买了300万亩耕地。我们也是跟巴西的农场主，用合资的方式。我们占百分之七八十的大股，他们占二十三十的小股，然后我们把这三百万亩地拿下来，拿下来以后，我们估计这三百万亩地，可以一年产生两百多万亩的大豆，同时因为我们已经成了大地主了，这个农庄周围的巴西的小农庄主，他们也拥有几百万亩地，他们的大豆也愿意卖给我们，我们又成了贸易商，我们变成一年有四百万吨可以运回中国(的贸易商)。而中国现在一年要进口四千万吨，这个对市场平衡是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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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这样形容，近两年，中资企业海外并购：“起初声势浩大，中途一波三折，最终黯然收场。”2005年，中海油对美国能源公司优尼科的竞购，因为美国政治化的渲染而最终告吹，去年6月，一度很受人期待的中国铝业收购澳大利亚矿产资源公司力拓也以失败告终。很多去海外投资的中资企业都有政府背景，所以很多欧美国家对此疑虑重重。在海外收购方面，中国企业面临的阻力要远远大于想象。

　　芮成钢专访

　　芮成钢：我们很多中国走出去的(企业)主体是央企，国企，在某些西方国家，或者其他国家看来，他们认为有悖于市场经济的原则。重庆在这方面如果说有经验的话，政府能给企业，在这方面做些什么？

　　黄奇帆：我们重庆在去年3月份，正好是国际金融危机最严重的低谷，这时候国际市场资本缩水，资源贬值，土地价值也都变得很低，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机遇，本着这样一种机遇理解，我们按照刚才说的，面向中国市场的海外投资，我们启动了五个项目。这五个项目有国有企业投资，有的是民营企业投资，比如我们重钢去投资澳大利亚一个30亿吨铁矿石储备一个矿山。整个投资的是27亿美元，开发出来铁矿石每吨离岸价，澳大利亚的离岸价是50美元一吨，那比现在市场贸易150多美元一顿要便宜多了。

　　芮成钢：这个交易的过程当中出现过政治上的阻力吗？

　　黄奇帆：没有，因为我们是地方企业，我们跟澳大利亚民间企业合作，我们占66%，他占34%，我们控了股，归我们管理，澳大利亚方面，政府审批，两个月全部批完。而我们中国的方案做好了以后，我们的方案报到北京，发改委、中资公司、工信部和商务部我们也在四个月里办完手续，现在这个项目已经交割，资金链上已经交割，我们已经开始运作，2013年开始能够把铁矿石运回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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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鼓励企业走出去的同时，重庆也在吸引企业走进来。12月初，全球第二大个人电脑品牌宏碁公司与重庆市政府签署协议，宏碁将协同供应链伙伴在重庆布局全球制造基地。在此之前，全球第一大电脑品牌惠普已经落户重庆，除此之外，包括富士康在内的全球6大代工厂商、以及两百个零部件厂商也在重庆建立生产基地，重庆正在向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迈进。制造业有一个很著名的微笑曲线，微笑曲线中间是制造，左边是研发，右边是营销。在产业链中，附加值更多体现在两端的研发和销售，处于中间环节的制造的附加值最低。一直以来，中国制造业就处于低附加值的代工阶段。我国的制造业生产基地正在从沿海向内地转移，接过“接力棒”的重庆试图做出改变。惠普和宏碁提供产品研发、技术支持，并且将产品销售、结算服务等带到重庆，在重庆市的蓝图里，这些将和代工厂商的加工制造结合在一起，连成一条微笑的曲线。

　　芮成钢专访

　　芮成钢：我们再来看看在中国制造的价值链上，我们是不是把中国制造所有该挣的钱都挣了？

　　黄奇帆：宏基的原董事长施政荣先生有个著名的定理，就是微笑曲线，加工、贸易、研发和零部件制造，高端在海外，销售结算在海外，ODM的组装在中国，所以中国制造算是低端一块，很辛苦的，附加值不怎么高，大家一般也说我们加工贸易的附加值不够理想。

　　芮成钢：您能举例说明吗？比如用电脑这个行业来说一下。

　　黄奇帆：比如电脑行业，整个微笑曲线产生的附加值，或者是利润，代工企业工作扣除了加工成本以后，只能取得销售值的3%到4%加工费，这样的话，它的效益利润哪怕是一千亿美元，但是可能只有三十亿，四十亿美元的效益，也就是说所谓的增加值，应该是很小的。有那么30%左右在研发零部件阶段拿走了，还有30%、40%是在销售结算里边拿走了，真正几十万人加工的环节，能够拿到效益就是3%左右，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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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微笑曲线中，加工贸易结算处于制造业高附加值的右端。代工厂商和职工工资的结算，代工厂商和品牌商、以及代工厂商和零部件厂商的结算，这些都需要一张覆盖全球的贸易结算网，它会带来大量就业机会和税收。但是令人尴尬的是，作为全球第二大工业制造国的中国，大陆地区的加工贸易结算却刚刚起步。去年底，重庆在全国率先试水“加工贸易结算”，这对于重庆的税收来说，无疑是一块巨大的蛋糕。

　　芮成钢专访

　　芮成钢：如果不在重庆结算，意味着是一笔，对于政府来说一大笔税收的损失。

　　黄奇帆：当然。

　　芮成钢：以及对于金融服务业来说，都是一笔大损失。具体数据可以告诉我吗？

　　黄奇帆：一千亿美元的结算，可以产生70多亿，接近80亿的税收，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在海外结算，这一笔钱就流失海外。同时这一千亿美元在银行账户上，收收付付，对主管这个业务的银行是可以增加六七十亿业务费。第三，这一千亿美元如果在中国境内结算，那么会计师，高级白领服务业，服务贸易就上去了，也会有几十亿的收入，这三笔钱加起来，一千亿美元有三笔钱，一笔税，一笔银行收入，一笔高级白领的收入，加起来会有两百亿人民币，意思就是一千亿美元含两百亿，我们一万亿美元该是两千亿流失海外。

　　芮成钢：说到这儿了，我们不禁要问了，为什么早不做了？中国做了这种加工贸易这么长时间，比如说这么一个简单的销售结算在境外完成的话题，给我们造成这么大的机会成本，我们为什么不早去做？

　　黄奇帆：整个这个结算是一个海外的全球性的结算，而且是离岸的。因为它是个外进外出，没有跟中国发生进出口贸易，所以中国的外管局和进出口贸易的外贸部门，海关，好像也不相关，这么一来大家一忽视，就变成离岸金融都不在中国结算，这是一个习惯和计划经济的制度，以及大家没有留意世界贸易到了这一步，有一个新格局。

　　芮成钢：你刚才提到这是一个历史原因造成的，一个非常遗憾的，很大一个疏漏，现在重庆实践证明是可以做到，但是您说到政策上的这些突破，比如中国的外管制度，可能原来并不允许重庆完成任何操作，我应该怎么理解？

　　黄奇帆：当我们发现这件事以后，跟惠普说，你为什么不到中国来。他说你们的制度就不能让我做，我新加坡是什么制度。然后我们把新加坡制度一了解。一个我们中国原来有个制度，就是在中国的境内不能，任何自然人和法人不能设立离岸金融账户，这就有个制度突破，你要给我开账户，第二，我们中国的工农中建交这么些大银行，都没有离岸金融的业务功能，我们最近得到国家领导人和有关部门的支持，现在已经批准中国的建设银行等国家银行也能做离岸金融业务，所以我们之间也是突破。

　　成钢观察

　　在中国的省市长里头，黄奇帆不算低调的一个。举个例子，今年2月份，刚刚当上重庆市长的他就乘坐大卡车，对主城区进行实地考察，他在卡车上现场办公的照片在网络上迅速蹿红，有人说他是在“作秀”；再举个例子，上个月，媒体报道，重庆户籍改革中存在强迫学生转户的现象，重庆户改遭遇信任危机，黄奇帆立即召开新闻发布会，正面回应各方质疑。 

　　高调还是低调，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关键是看结果。中国的改革开放进行到现在，必须改却还没改的地方都是深水区了，户籍制度改革是其中最难的难点之一，它对官员的政治智慧和执政技巧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为此，我们期待，重庆能通过他们的艰苦探索，趟出一条路来。

　　作为我国唯一一个内陆地区的直辖市，重庆责无旁贷地成为地区经济的领头羊。在我国加工制造业大转移的过程中，重庆被赋予接捧的重任。但是，接捧不能是简单的复制，机制上必须有所创新。离岸金融是他们的一个突破点，但是能不能做好呢？还有待观察。

　　其实，我们关心的问题还不止这些。作为我国最新的直辖市，重庆的实力跟另外三个城市相差悬殊，它和成都之间的关系也是既紧密又微妙。成都曾被媒体称为“中国第四城”。几天前，“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正式获得国家发改委的批准，在此规划下，成、渝之间该如何协调、共同发展呢？由于时间关系，我没来得及就此提问，但，这显然是摆在黄奇帆面前的另一个重大课题。

　　无论如何，最著名的山城前头的路不平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