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简介

　　周小川，中国人民银行行长，1948年出生。1985年获清华大学博士学位；1986年11月至1991年9月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委员；1986年12月至1989年12月任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助理；1991年9月至1995年9月任中国银行副行长；1995年10月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1996年10月至1998年2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1998年2月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2000年2月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2002年12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行长、货币政策委员会主席。

　　节目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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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世界经济仍面临众多不确定性。中国经济一方面对全球经济复苏贡献巨大，同时又处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时期。明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何去何从，备受全球瞩目。2010年12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向外界释放重要信息：2011年，中国将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由此前的“适度宽松”调整为“稳健”。12月12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明年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是“积极稳健、审慎灵活”。这意味着，金融危机以来，实施了两年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已经完成历史使命。而就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开幕的12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从20日起，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是央行今年以来第六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同时也是一个月内第三次宣布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调整频率之密集，史所罕见。12月11日，国家统计局如期发布11月份全国消费品价格指数，也就是CPI，与市场预期一致的是，CPI同比增长5.1%，创下28个月来的新高。央行在这个时间选择再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而并非市场普遍预测的加息。市场分析人士认为，这是央行在既要防通胀，又要保增长的两难境地下的艰难选择。

　　芮成钢专访

　　芮成钢：周行长，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周小川：很高兴。

　　芮成钢：作为央行行长，在加息的问题上您有两难吗？一方面比如说要控制通胀预期……

　　周小川：我觉得多数央行的政策工具，都存在两难。因为这个经济体首先它就有不同的利益主体，你想使得手里少数几项货币政策的工具，满足所有不同利益群体的要求，是很困难的。拿汇率来理解，汇率升高的时候，出口者可能抱怨，进口者说这个可能有好处，他的东西可以卖便宜点，市场打大一点。除了利益群体以外，还有整个对整体经济、比如说可能对增长好，对物价不一定太好，这种大板块上需要权衡。再有一个就是时间跨度上，有些政策短期看好，但是对中长期不见得有利。而另外有一些中长期有利，短期可能还要忍受一点代价，所以这个都是表明了这种权衡或两难的关系。因此，所谓宏观的决策，就是站在这个更全局的立场，更总量的立场，把近期和中长期结合起来，综合考虑，做出权衡，所以每一项政策出台，按理说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两难。

　　芮成钢：资本市场对货币政策盯得是很紧的。货币政策一点点的变化，可能资本市场都会有一些反应，甚至过度的反应，所以您在考量每一个政策的时候，会不会首先想到，考虑资本市场的反应？

　　周小川：应该说资本市场，我说是有一个成熟的过程，这个成熟的过程就包括了这个内容。它在早期的时候，这个投资者他觉得我是在和谁博弈，我的投资的挑选是重点看的是上市公司的质量和成长潜力呢？还是我是看政府怎么做的？所以早期来讲，肯定投资者就觉得政府的影响非常大，上市公司反正它那些数据也看不明白，甚至说是否足够真实，披露足够充分也不太清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更多地看政府。早期来讲，我们出台政策的时候，有的时候像地震一样，大家反应非常强烈，现在来讲，经常是你政策还没出台，有一部分提前吸收了，说明他已经判断到了，他也知道这个事是关系到整体经济调节的问题。因此大家看得比较宽了，也看国际，也看国内宏观，我们也尽量在做出政策的时候，也把资本市场的反应作为一种考虑、尽量地兼顾。但是大家都知道，少数的政策如果兼顾到所有的面，不见得都能顾得到，最后可能有的时候也要有所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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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像周小川行长所说的，每一项政策的出台都力求从更全面的立场去进行考量、做出权衡。这不仅仅是在中国，这是各个经济体所遵循的一般规律。然而，有的时候要做到面面兼顾的确很难。美联储主席伯南克，2009年当选美国《时代》周刊年度人物，理由是：处理金融危机措施得当，成功避免通货紧缩。然而，同样是为了避免通货紧缩，11月3日，美联储推出的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却招来全球一片哗然。美国国内最有影响的财经杂志之一《彭博财经周刊》，也拿伯南克当了封面，可标题却是“谁爱你呀”！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说，美国这一政策的目的就是迫使美元贬值，从而提高本国出口优势。日本首相菅直人表示：日元走强就是因为美国的金融宽松政策所致。南非财政部长戈尔丹则警告说，热钱涌入可能对新兴市场国家造成毁灭性影响。政策推出仅仅一周，G20峰会在韩国举行。美国总统奥巴马一抵达首尔，立刻向其他与会元首发出一封公开信，为自己的货币政策辩护。奥巴马的理由是：世界需要美国经济恢复健康，而美国经济需要更强劲的出口。

　　芮成钢专访

　　芮成钢：在G20上，我听到奥巴马说，我们量化宽松主要还是为了美国经济的复苏和美国经济的增长而设计的，主要是伯南克、美联储的一个决定。您觉得，因为G20峰会真正最核心的讨论，其实完全是在央行行长和财政部长之间完成的。

　　周小川：G20一般都有些重大议题的框架，所以实际上G20很难有机会对像量化宽松第二期QE2进行深入的讨论。

　　芮成钢：伯南克的权利是不是我觉得可能比中国的央行行长感觉更大，因为我听奥巴马总统在G20峰会上非常明白地说，这个问题是伯南克来定的，不是我白宫能直接干预的

　　周小川：这是一个它的体制的设立问题。但不一定涉及到权力。实际上，各个银行管理的内容、情况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这儿汇率问题，在中央银行是货币政策的一个部分，在美国是财政部的工作，应该说美国作为还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它的经济政策也好，它的货币政策也好，财政政策也好，在全球的影响，或者人家说政策的溢出效应来讲，他都比别人大，但是也不见得说到每一项政策都是这样。

　　芮成钢：在现在这个时点上，是你的工作更难做，还是伯南克的工作更难做？

　　周小川：我是说，一般人都对自己的难处理解比较深刻，对别人的工作，他有什么难处，实际上你不见得全看得到，可能事后你慢慢看到一些材料，你才能知道。所以我当然觉得我的工作挺难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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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文】作为央行行长，周小川同时有着深厚的学术背景，可以说，他从1979年开始，就从事经济体制改革的政策分析和许多经济课题的研究，一直没有间断过。1994年，时任中国银行副行长的周小川发表《企业与银行关系的重建》，当年获得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荣誉之一“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三年后，他在担任央行副行长期间发表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与政策建议》的论文，使他再次获得这一奖项。今年11月12日，吴敬琏、周小川、郭树清等人凭借“整体改革理论”获得第三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同期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

　　我想，这个理论强调，改革从旧的集中型计划经济体系向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一个转变，这个体系是整体的系统，不可能拼凑起来，事要一件一件做，但是最终体制之间有很多相互关联的内容。【正文】“经济理论创新奖”是中国第一个由经济学界以学术民主投票并公开计票的方式进行评选的经济学大奖，第一届和第二届分别是以杜润生作为主要贡献人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和厉以宁作为主要贡献人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获得。吴敬琏、周小川、郭树清等人这次获奖的是“整体改革理论”。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各项改革往往从局部开始。1985年前后，鉴于单项突进的改革的严重缺陷，我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波动。以吴敬琏为代表的部分经济学家认为，救治之策在于推进配套改革，在搞活企业、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统一市场、实现宏观经济管理模式转换等方面相互协调。显然，“整体改革理论”体现出深刻的系统性改革思想。

　　芮成钢专访

　　芮成钢：周行长，我想不光是中国人，很多世界的媒体眼中，您是一个不知疲倦的改革者，从读您的简历的时候，您最开始，当年在农村改革机床，您曾经改良过一个机床，把这个机床做得更加有效率。

　　周小川：我们第一批念研究生，我念的是叫所谓系统工程，系统工程可能你们也知道，鼻祖是钱学森，或者说钱学森领导下的六教授。钱老那时候就跟我们谈过，而且鼓励我们，我希望我们这个系统工程学科里边，有一部分人搞社会研究，当时宋健同志搞人口的模型，有一部分人搞经济研究，他就说你去搞经济研究。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系有很多低效的环节，可能需要有非常彻底的，要动大手术的改革，系统工程的人其中思路就是说强调最优化，因为很多模型都是靠优化然后来做。那么我们就要看到，这个计划经济当时的做法是否能实现优化，如果它不能实现优化，什么样别的系统，改革会转移到什么样别的系统能够实现经济系统的优化。这个优化当然就涉及到，优化是什么标准的？不是你自己主观设计的一个目标的优化，你是要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的需求，这个优化目标的实现。

　　芮成钢：您读了博士生，后来您从事这么多监管的岗位工作，您是不是一直在用这种系统工程的理念，或者说这种框架来审视你所从事的这个工作，或者说这个系统？

　　周小川：对，我认为每个人他的学科经历是有必然的一个影响。你既然过去曾经研究过某一个学科，你的思维方法，你的方法论是在你过去的研究领域中会始终伴随着你。当然也不是说某一个思维方式，某一个角度就是最好的角度，但是它和大家都可以交流，交流的时候你可以说，我是有这样一个角度。相互之间就可以相互补充，然后看问题可能最后会比较客观一些。我个人认为，自己这个学科对我的培养，我还是受益匪浅的。

　　《领导者》片花

　　芮成钢专访

　　芮成钢：比如说，我听过一些投行的人跟我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因为美国最聪明的人，最能干的人全去华尔街了，曾经他们私下里说过一句话，很不好听，但可能确实能反应一部分真相。他说华盛顿永远监管不了我们，因为我们是美国最聪明的人，所以你看金融危机，我们捅了那么大的篓子，却没有人坐牢。

　　周小川：资本主义的这概念，它的资源，不管是资本还是人才，它都是朝向挣钱多的地方去，哪个地方利润高，就向哪个地方去流动，一方面来讲，他们对金钱、物质过于崇尚，这个是有很多缺点的，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讲，它也有它合理性，这样的话才能够使效率、效益不断提高。但是金融业本质上是为实体经济服务，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狠狠抓住这个环节，金融业不要搞出一些自我循环，并且对一般投资者采取一种诱惑的办法，采取自我循环，跟实体经济没什么关系，然后就发财，这种做法是要高度警惕的，过去他们的监管对这个不太重视，这次我估计这次金融危机在这方面发现不少问题，就是金融界有些做法制造了人为的交易，制造的泡沫，有些人在中间发了财，而实体经济，或者受到损害，或者说对实体经济也没什么帮助，制造了一些虚假的财富。

　　芮成钢：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看《华尔街2》这部电影，我那天看了电影，有一个很深刻的感触。

　　周小川：还没看。

　　芮成钢：有一个台词说，里面一个罪犯，1985年华尔街的罪犯，盖柯从牢里出来，看见电视上在演2008年金融危机的一些画面，然后盖柯就概括，他说你看我这么多年坐牢，他说现在华尔街人已经不玩我们那套了，我们当年还靠内部消息吃饭，1985年的时候，《华尔街》电影是靠内幕消息来赚黑心钱，今天这些人都玩大的了，不玩内幕交易了。其实它也是说华尔街的制度安排又进化到一个新的层面了，当然也带来了很多问题。

　　周小川：我觉得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就像你刚才所讲的，资本市场建立的本身，我觉得目的还是应该说，它为实体经济提供融资的服务。那么实体经济在不断地前进，所以这个服务也需要不断地创新，这些创新可能大部分还都是好的创新，但是也有一部分是出乱子的、惹麻烦的创新。另外有一些创新动机上可能是少数人为了他们收入高一点，利润高一点所搞的创新，这个都存在的，因此这个阶段就不一样。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这样一个复杂的系统里边，肯定就会有漏洞，有漏洞就会有人去钻空子，谋取私利，就出现不同的犯罪行为，在其他金融市场其他环节也都是这样，就是一个阶段的这个问题，跟下一个阶段的问题可能就是很不一样了，玩旧的东西，不一定有人在玩了。这个问题就在于监管，我说监管要持续不断地加强监管，而且在把老的毛病克服了以后，要有警觉，不断发现新的可能潜在的问题，对新的潜在的问题进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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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年前的金融危机给主要经济体敲响警钟，他们纷纷加强了对金融机构的监管，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金融创新的步伐会就此停下，更不可能意味着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撑作用会有所减弱。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密不可分，有人形象地把它们比作宏观经济的血脉和肌肉。通常，实体经济中的企业从股市、债市里获取资金被称作直接融资，而从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被称为间接融资。由于多种原因，在我国，长期以来，银行是企业获得发展资金的主要来源。根据央行最新公布的数据，今年前11个月，我国新增贷款高达7.44万亿元，股票融资却不过7、8千亿元。但是，在发达国家或是中等发达国家，一般而言，直接融资要占总体融资量的50%-60%。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对一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税收、就业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可是，在获取贷款的时候，由于诚信等原因，中小企业往往处于劣势。所以，有人公开建议说：“复制微软，不如复制纳斯达克”。周小川是曾经的证监会主席，见证直接融资市场的飞速增长；现在是央行行长，主要工作职责之一是制定和实施信贷政策。那么，在他看来，在中国现有的国情之下，这两种融资方式究竟谁该消、谁该长，怎么消、怎么长呢？

　　芮成钢专访

　　芮成钢：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例的关系会有所改变，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周小川：应该说从整个经济增长的发展过程中，直接融资能够有比较强的吸收风险的能力，这个经济增长，有时候会有不平稳，会有坎坷，会有风险，那么风险由谁来吸收呢？这个应该说间接融资吸收风险的能力比较弱，而直接融资能够吸收风险。它能够吸收风险，能够帮助你渡过一些困难和坎坷。同时吸收风险也意味着它支持这个经济体中的一些创新活动，因为创新活动本身它也是带有风险的，你要没有人吸收风险，那么谁去给创新活动，这些新的行业去注入资金呢？所以我们是觉得是非常需要这样的直接融资的发展。尽管说可能金融危机也带来一个疑问，但是我总结来讲，从中国现状来讲，我们这个比例在加大直接融资比例方面还有巨大的空间。这些年直接融资也确实取得了非常大的发展。直接融资的规模都有了巨大的增长，但是与此同时，你在一个高储蓄国家里头，发现它的间接融资增长得也蛮快的，所以这个比例关系的改变还不够，我们可能还需要有一些措施，而这些措施也涉及到一些重大的改革措施。这些改革措施在那样的一种条件下，可能能够使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例关系发生进一步的转变或者是更明显的转变。就是说将来的直接融资的主体，可能一个很重要的力量就是养老金。现在直接融资主体，除了个人自己配置自己的资产以外，我们看到的主要的机构投资的力量，一个是养老金，一个是股指投资基金，再有一个就是保险业，这是在金融机构里的几个主力。至于说国际上现在也开始出现一些新的，有人叫影子银行，有人叫新型的机构，这个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特别是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这个可以有稳步的发展，但是还要注意观察。这些都是导致直接融资力量发展的主力。

　　成钢观察

　　采访央行行长，我最想问的当然是大家最关心的：加息吗？什么时候加？加多少？其实我知道，问了也得不到答案。但是，难得一次的采访，不问公众的关切，说不过去。

　　央行行长的采访是最难获得的采访之一。近两年，各国央行行长和财长获得的公众关注越来越大。形形色色的各类峰会之前，先召开央行和财长会议已经成为惯例，得到的媒体报道的版面也不亚于峰会。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我以为，各国的情况并不一样。比如周小川，每一次露面、每一次讲话，都引来媒体的蜂涌追逐，我的一位《华尔街日报》同行直截了当地说，周小川是现在西方所有财经媒体最想采访的人。我想，从某种程度上说，这表明了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重要性，中国声音越来越不可忽视。

　　金融危机深刻地改变了这个世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认识到，对金融机构的监管等工作还远远不到位。这不禁让我想到，市场监管者、参与者，乃至于市场本身，都有一个成熟的过程，甚至，这个过程是永无止境的。金融危机还没走远，它告诉所有人：面对市场，没有人敢为人师。

　　人们常常拿周小川跟伯南克作比较，我的采访里也提到了这个话题。周行长笑着坦言他的压力比伯南克更大，我以为，这又是映照了中美两国经济的现状。金融危机之后，西方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急剧减少，而中国，承担起全球经济发动机之一的重任，如何通过货币、信贷等政策保证我们自己的发展更加健康、均衡、可持续，央行行长的任务和担子实在不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