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曹理达 周慧兰 北京报道

　　 2011年1月1日，爱沙尼亚正式采用欧元，成为欧元区第17个成员国。然而，欧债危机阴霾远未散去。欧元自诞生之日的“先天不足”，随着欧债危机的蔓延越发凸显。在欧债危机和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的叠加作用下，2011年的全球经济的走向如何？在诸多的外部不确定因素影响下，中国的宏观决策应如何把握？为探讨欧债危机的相关问题，本期本报采访了中国金融40人论坛成员、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院长丁志杰，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谭雅玲，瑞银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上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是为21世纪北京圆桌第279期。（曹理达）

　　 危机蔓延为哪般

　　 《21世纪》：如何评价本轮欧债危机的严重程度？救助计划为什么没能阻止危机的蔓延？

　　 汪涛：欧元区的设立本身有利有弊。尽管实现了货币一体化，但是没有实现财政一体化。必须有财政上的一体化才能维持货币的一体化。我们认为，完全的财政一体化不太可能，将来一段时间欧盟会出台一个一揽子的解决方案，在财政上继续向一体化发展。欧盟的成立更多是政治上的决定，现在要反悔的话，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代价是极其高昂的，所以欧盟和欧元还是会继续走下去的。未来欧洲债务问题还会引发多次的金融市场和汇率的动荡，这些准危机的状态，将会使欧元区各国政府更有紧迫感来解决欧元体制的问题。

　　 去年的救助计划，主要是满足情况比较严重的国家未来两年的融资需求，但如果经济比重较大的国家有问题的话，7500亿欧元肯定是不够的。国际资本市场对此也是了解的，除非这些国家财政情况有所改善，或者经济增长持续，或是银行系统恢复正常，否则市场对于这些国家的信心将继续低迷。未来会有更多国家的问题接着暴露出来，今年一季度将会是欧债危机比较艰难的时期。

　　 孙立坚：欧元区的根本缺陷，是一种“绑着腿一起跑”的游戏。欧元是一个“绳索”，将所有成员国绑在一起，尽管有的成员国基本面不错，但也要为共同货币的疲软而埋单。

　　 原本可以有几个方法来避免集体摔倒的问题：一是松绑，让有问题的国家退出共同货币区。但是，德法都不愿意看到弱国退出，这会造成欧元的升值，从而削弱了其国内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二是跟着“跑慢的人”的节奏，调整区域共同的步伐。但是，欧元区为了保持欧元的价值稳定，采取了盯住通胀的单一目标货币政策，等到滞后的物价指标出现下滑时再去调整利率，欧债问题已经变得异常严重了，已经耽误了解决问题的最好时机。三是强者救助弱者，但事实上欧元区内部的资金转移比想象的要难得多。德法等发达国家的纳税人造成的阻力很大，另外弱国的大众也不愿意轻易接受苛刻条件下的援助。在这样的情况下，国际金融市场很容易去做空欧元。上述救助机制的部分失灵是这种“绑着腿一起跑”游戏今后继续面临的风险之一。

　　 如果不能够找到及时解决“掉队”问题的有效措施，那么，欧元区的动荡就是一个长久的问题，尽管解体是欧元区发达国家也不愿看到的结果，它们会想方设法来维持区域经济和货币的稳定，但代价会变得越来越大。

　　 丁志杰：为应对欧元区非核心国家的主权债务问题，过去一年内，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它国家均采取了一些措施，包括7500亿的援助计划。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些国家的主权债务过重问题，原因在于没有一个永久性的救助计划，消费者的信心很难恢复，市场很难稳定。

　　 欧元区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其主权债务负担和政府债务负担远低于美国和英国，更低于日本，它的问题在于财政不统一，特别是没有财政转移支付机制。只要这个问题不解决，今年欧元区主权债务问题还会间歇性地爆发。当然今年会比去年情况好一点，特别是去年12月欧盟原则上同意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救助基金，是有积极意义的。

　　 谭雅玲：欧元的问题一直存在，为什么现在却被渲染得很严重？这其实是美国的货币战略的一部分。虽然表面上欧元货币模式和主权是欧洲的，但实际上欧元货币命运一直由美国主宰，因为欧元区的合作模式挑战了美元的霸权，在金融危机中美国借欧债危机消耗欧元区的能量和货币竞争力。

　　 过去我们经历的金融危机，有两大特征：一是国家内部经济受害，二是外部资本撤离金融危机国家。而现在在美国有没有受害？受害程度比较而言有多大，恐怕只是受了轻伤，更没有资本撤离。如果美国没有在经历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会发生在谁身上？美国现在做的，正是要把传统意义上的金融危机转嫁给欧洲。欧元诞生以来，欧洲本身的结构问题，加之美国的干预手段，欧元逐渐被虚弱。欧元区的经济逐渐在往下走，积累的矛盾也越来越多。一方面，英国不加入欧元，这是美国战略的最大成功。另一方面，欧元区领头羊德国和法国的态度相左，德国已经对欧元动摇了。从长远来看，欧债问题的协调难度很大，欧元区各国的向心力已经被瓦解了。

　　 危机中的中国角色

　　 《21世纪》：您如何看待中国通过外汇储备援助欧元区的方式？

　　 丁志杰：中国过去的海外资产大部分集中在美元上，这有悖于分散风险的考虑。中国在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未解决、经济形势还比较复杂的情况下，将储备资产向欧元倾斜，符合中国战略储备多元化、分散风险的目的。此举也缓解了欧元区国家数以千亿计的债务到期后重新举债的压力，中国的支持对防止危机无限蔓延会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这表达了中国对欧元区未来前景的信心，也是中国这个大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的一种责任体现。当然，在缓解欧元区问题的同时，也要保证中国利益。

　　 欧元区的债券收益率高于美国国债，尽管去年上半年美元走强，但下半年走弱，美元在国际外汇市场动荡不定，欧元未来的表现总体强于美元。因此，中国把一部分储备资产由美元转向欧元，从财务上考虑是合适的，既不是去抄底也不是去兜底。

　　 谭雅玲：美国通过对欧债危机的渲染，让流动性远离欧元。这种远离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一点点的剥离。欧元作为全球第二大货币，有西欧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为基础，发生危机时，并不会顷刻被击倒，将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为此，中国在调整外汇储备结构时，既关注风险又关注机会。从国家战略的角度，我们应注重加强和欧元区各成员国的外交关系，但应谨慎规避货币争端焦点和矛盾，因为欧元的未来不清晰，欧元的未来的确有很大的风险甚至危机可能，我们应慎重择取，这样可以规避很多风险。

　　 汪涛：尽管欧美都有各自的结构性问题，但未来不会有一面倒的美国或者欧盟从此垮下去的现象发生。美元和欧元都还将作为主要的储备货币存在，只是它们的汇率会动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保持冷静的头脑，对大宗商品价格和外汇储备的管理都不宜做出过快过激的判断和决策。目前政府在这方面的策略是比较得当的，已经意识到欧盟解体的风险其实是非常小的，所以中国承诺购买西班牙、希腊、爱尔兰等国的主权债务，不论从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储备多元化等方面，这都是利大于弊的决策。

　　 孙立坚：如果欧洲经济疲软，那么中国经济就会受到挑战。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外汇占款导致的流动性泛滥问题会凸显出来。另外，我们两条腿走路的发展战略会变得越发艰难。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对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大宗商品价格的飙升更加明显，而且，大大增加了我们生产成本，由此带来的“产业虚拟化”现象会越发严重。所以，我们不能侥幸期待欧洲经济走强，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改善中国经济基本面，尽快抑制目前虚火旺、实火弱的格局。这样，当我们的市场活力显现出来的时候，欧洲就可以通过对华投资和贸易来缓解欧债问题的负面影响。

　　 宏观决策何去何从

　　 《21世纪》：在全球经济的诸多不确定因素面前，明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如何在外部因素和国内经济结构调整之间进行平衡？

　　 丁志杰：在美国的主导下，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的量化宽松政策，使得大量资金涌入新兴市场国家。新兴市场国家面临资本过度流入，将会导致一些新的问题，包括经济偏热、通胀、资产价格泡沫、实际汇率升值等。尽管巴西、韩国、印尼、菲律宾等国都采取了抑制资本流入的管制措施，但没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目前正处于风险累积阶段，一旦资本流入放缓甚至逆转，可能使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发生更大波动，甚至不排除一些国家出现危机的可能。

　　 从中国来看，外汇占款下半年出现强劲反弹，达到历史高点，这也说明中国正面临资本流入的冲击。而管理部门找不到热钱，说明我们在应对资本流入问题上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现在的情况和2007年下半年、2008年上半年非常类似，当时也是通胀、经济过热、资产泡沫，随后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但到下半年全球资本流动逆转，使得经济突然降温，这是需要特别注意的。中国目前的宏观调控组合框架，可能不足以应对热钱流入的逆转，所以在抑制资本过度流入方面，应该有些新的思路和措施。

　　 汪涛：对于中国来说，最关键的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做好自己的事情。不管是美国的量化宽松还是欧洲的债务危机，未来全球的利率会保持在非常低的位置，流动性很充裕，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一定要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不要跟着欧美陷入流动性过剩的状况，因为我们的经济情况跟他们不一样，如果被动的不去对冲，或者不用资本管制等手段应对过剩流动性的话，中国可能会因此使得流动性过于泛滥，发生通胀和资产泡沫之类的问题。

　　 孙立坚：我们要注意来自内外的三大压力：一是国际货币体系动荡(美元和欧元)对我们的影响，二是政府市场干预力度要适中，要把主要目标放在培育市场活力上。否则，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转化的倾向，来自欧美市场的热钱也会乘虚而入，会加剧中国通胀和资产泡沫的风险。三是拿出一套治理收入分配结构失衡问题的制度和政策体系。在中国，产业资本和政府投资越是向金融市场倾斜，就越发会扩大收入分配不平衡问题和由此产生的严重的社会和谐问题。我们要避免“遥远的”欧债问题成为中国经济二次探底的导火索。

　　 谭雅玲：今年宏观政策面临的环境更为复杂。国内的通胀压力不断加大，美国面临的是通货紧缩局面，全球的流动性却十分充裕。市场的复杂性容易让宏观调控无所是从，在防通胀、保增长、调结构的目标之间艰难权衡。以往的经济理论认为货币升值可以平抑通胀，而去年10-11月份人民币升值很快，但通胀却在上涨。去年底的两次加息也没有抑制住通胀，加上人民币升值，反而已经导致热钱的涌入，加剧通胀。所以宏观政策今年最需要做的就是回归正常，接受正常的经济波动，价格有上有下。如果我们把基调理解为收缩和下降，造成的心理将是紧张和恐慌的；但如果是回归常态的认知，人们的心态就会平和很多。所以宏观决策关键要有明确的目标和独立的判断，从纷繁的现象中抓到问题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