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芳卿

　　鼓浪屿，仍静卧在厦门湾的碧波里，她还是蔡其矫诗中的那个美人吗？

　　2010年，这个人口不足2万、面积仅1.87平方公里的弹丸小岛，涌入约650万攘攘人流，超出最大规划容量250万人。

　　“鼓浪屿已苍然老态、风尘仆仆，再也经不起乱折腾了！”近日，64岁的厦门申遗顾问、厦门市博物馆原副馆长何丙仲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

　　记者调查显示，这座百年文化名岛已元气大伤，陷入怪圈——琴岛名不副实，民居罕闻琴声；人文社区沦落，精英外流；数十座老别墅被破坏性地改造为家庭旅馆……

　　“我要考虑搬离鼓浪屿了。”岛上的诗人舒婷和时评家连岳，先后疾呼。“无可奈何花落去！”是岛民们普遍的悲叹。

　　而时下，一场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救赎正加速推进。

　　“我们太迟‘申遗’了，如果早五年十年，鼓浪屿就不是这样。”厦门市政府授权发言人、鼓浪屿—万石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下称“管委会”)副主任郑惠生对本报记者说。

　　建筑之殇

　　2010年12月，整整一个月，鼓浪屿俨然成了大工地。

　　在龙头路、中华路、泉州路、福建路、鹿礁路甚至晃岩路，家庭旅馆比比皆是。十几处老建筑正在装修，路边堆着沙石。尘土弥漫中，不时闪过几辆运垃圾的人力板车，游客们纷纷掩鼻躲闪。

　　“到处都在装修搞旅馆，空气变差了。”一位老人对记者感叹说，近年来由于可吸入颗粒多，岛上空气质量已由优降为良。

　　近年来，这个“万国建筑博览馆”中的百年老建筑，已饱经劫难。

　　鹿礁路上，民国时期鼓浪屿医院院长林遵行的坡顶屋檐式建筑，已变身为平顶的“玫瑰酒店”，橘黄色外墙与旁边的“协和堂”反差巨大。

　　日光岩对面的林巧稚故居，早年管委会拟改造为厦门文学院，如今竟成数十名环卫工人的居所。窗户用木板胡乱钉上，晾晒的衣服随风飘荡，后院堆放着塑料瓶等垃圾。

　　而日光岩下，那条16年来饱受市民诟病的违章建筑“金带廊道”仍未拆除——高7.6米、宽5.5米、长147米的它，将日光岩、绿地与沙滩、大海割裂。

　　“有人盲目投资，以为找到金矿。”2010年12月11日，76岁的鼓浪屿家庭旅馆协会会长许一心忧心忡忡地说，岛上装修的大多是家庭旅馆。

　　据介绍，截至2010年12月，提出开办申请的家庭旅馆已达110家，其中开业90余家，但领取执照的不足70家。

　　许一心指出，家庭旅馆避免了老建筑荒废，但也存在种种问题：部分无证旅馆不仅将老建筑色调从“红砖、灰墙”变为“红黄、翠绿”，还破坏了外观和内部结构。

　　“八九成都是先装修再申报，先斩后奏，过程监管跟不上。”许一心说，经营者们多为外来人员，不知历史文化底蕴，装修时没有“修旧如旧”，而早期建筑外观维修方案的审核未列为前置条件。

　　许一心最担心的是，迄今房屋结构安全维修方案的审核，仍未列入申办的前置条件。

　　“他们是胡干！”2010年12月13日晚，鼓浪屿申遗顾问、厦门博物馆原馆长龚洁心痛地对本报记者透露，岛上已有152栋老别墅被改造为家庭旅馆，其中三分之一都因“不规范、欠缺条件”的改造而破坏。“原想用家庭旅馆促进保护，结果相反！”

　　龚洁忆称，安海路38号一栋风貌建筑的阳台被玻璃封住，接到老板咨询电话的他怒斥对方，要求拆除，并向管委会举报，目前对方已被责令改正。

　　同日，鼓浪屿街道办主任陈风说，思明区已叫停“没有特色的、紧挨居民区的”家庭旅馆审批。

　　郑惠生说，在2010年5月增加管委会审批程序之前，管委会对家庭旅馆无发言权；至于“金带廊道”未拆除，是因固定资产核销程序未结束。

　　2010年12月上旬，思明区紧急展开家庭旅馆“普查”行动。但至12月30日，记者获悉，岛上大部分家庭旅馆仍在装修，管委会称还将建10座“蜜月旅馆”。

　　乌托邦沦落

　　老建筑受伤仅是表象，随着原住民及文化精英逐年锐减，2005年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中国最美丽的城区”的鼓浪屿，其身影已越显零落。

　　在著名设计学者王受之看来，上个世纪初的鼓浪屿就是小“乌托邦”，是动乱中的净土和乐园。龚洁指出，1920年至1930年，华人在岛上修建了1200栋别墅，占总量近70%。

　　记者调查显示：在1896年、1909年和1940年，岛上华人达3000人、8000人和4万人。但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是：户籍居民6800人，空挂户7100人，外来人口7300人。

　　而这6800位原住民仍可能流失。

　　“鼓浪屿现在非常不方便，连舒婷都住不下去了！”2010年12月13日，申遗顾问、厦门市社科联原副主席洪卜仁告诉记者，在一次小型会议上，舒婷抱怨说，台风刮破了家里的玻璃，岛上无店可买，被迫坐船过渡到厦门购买后雇人运至岛上安装，而熨衣服也无处解决。

　　即便如此，舒婷仍隐忍坚守。

　　调查显示，94岁的书法名家高怀之死，对坚守鼓浪屿的文化精英震动巨大。

　　“我为高怀老世伯流的眼泪，也是悄悄的，在落叶打旋的旧居门口。”在散文《渐行渐远的背影》中，舒婷忆及，2007年2月，高怀在寒风料峭中去世。

　　综合龚洁和洪卜仁的叙述，记者得知：当时患高血压的高怀心脏病发作，鉴于岛上医院不具备条件，家属们被迫舍近求远，将他过轮渡送往厦门救治。但由于时间耽误，一代名家不治而逝。

　　在《老房子的前世今生》一文中，舒婷写道：“日常工作和生活的不便利，鼓浪屿的居民已经越来越少。越来越老龄化，我们还固守在小岛上。”

　　此前，舒婷在中华路上的房子是其丈夫的祖业，曾标示在鼓浪屿旅游地图上，带来诸多干扰，被她一再抗议后最终从地图上消失。数年前，舒婷在厦门买了一套公寓，迄今仍未装修。

　　“扛到现在，她说不搬不行了，否则老了怎么看病。”同日，厦门市规划局负责人对记者说。

　　为了求证，2010年12月13日，记者拨通了舒婷的宅电。电话那头，舒婷淡淡地说：“我不接受采访。”而14日，她的好友何丙仲对记者说：“舒婷会搬走。”

　　何丙仲的感伤发自内心——2009年春节前，他“挥泪告别”住了半个多世纪的鼓浪屿，搬到厦门市区，遭到海外长辈的痛斥。

　　“太多老朋友都搬走了，鼓浪屿上已没有人可以一起聊天、喝茶。”何丙仲感叹说，而以前，他常到殷承宗家听钢琴，或到某个朋友家聊书画，“现在岛上是一些老人和外来务工人员。”

　　记者获悉，在守与退之间挣扎的，还有连岳、周菡、叶庆耀等人。

　　2010年12月27日晚，连岳的喉咙卡了一根鱼刺，致电询问厦门市第一医院鼓浪屿分部，后者竟说无法解决，要他等次日上班。“还好能忍，不然就卡死了。”

　　“我要考虑搬离鼓浪屿了，现在经常周末就要躲回厦门。”连岳在微博上说。此前，他曾自称超级宅男，让他“宅”在岛上多久都没问题。

　　“所谓几百架钢琴还有几架在响？”许一心说，2006年，岛上要布置钢琴演奏点，而演奏者却难寻。

　　而洪卜仁的痛心所忧成为现实——在“海天堂构”门口，他发现了色情小卡片。此前，他曾提醒市领导，鼓浪屿要避免沦为红灯区。

　　岛上漆画家叶清桃表示，因工作室所在的老别墅被改为家庭旅馆，一些画家已被迫迁离。

　　厦门“鼓浪语”群主陈勇鹏和居民吴永奇均认为，如果原住民继续流失，鼓浪屿将只剩一具象征性的躯壳。

　　沦落之谜

　　鼓浪屿因何沦落如斯？追根溯源，专家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因素：历史变迁、人口政策、定位问题和体制弊端。

　　龚洁说，在1941年日本人控制鼓浪屿时期及新中国成立初期，华侨两次携资金和人才撤离。

　　何丙仲指出，在“上山下乡”时期，岛上人口又大量外迁。

　　郑惠生忆称，“上山下乡”时岛上居民达3万多，超3000名文化青年离开，返回极少。而改革开放后，厦门出现单位建房，吸引了不堪卫生设施缺失之苦的岛民陆续迁离。

　　但专家们认为，更重要的是政策因素。

　　许一心指出，在旅游区的定位下，厦门出台两个关键政策：一是外迁鼓浪屿岛上的工厂；二是1993年初出台《厦门市城市人口管理暂行规定》，按“只准出、不准进”原则严控鼓浪屿人口。

　　由此，1994年起至2000年，厦门斥资5亿，将岛上造船厂(鼓浪屿车间)、灯泡厂、玻璃厂和三塑厂陆续搬迁。1995年起又就地处理或搬离区属工厂10家。

　　随着就医人数锐减，1997年起，厦门第二医院部分搬迁至海沧区。至2006年5月，二院总部“挥泪”告别鼓浪屿，迁往集美区。此后，岛上医疗事务由厦门第一医院鼓浪屿分部负责。

　　但搬迁潮并未止步——

　　由于生源锐减，2008年8月，鼓浪屿上的厦门二中高中部迁往厦门五缘湾，带走近1500名学生。何丙仲的女儿在二中任教，目前该校留下的初中部只7个班级，每年级仅2个班，本岛生源仅半个班。

　　2009年12月，岛上的厦门演艺职业学院也迁往翔安区。同月，中央音乐学院鼓浪屿学校鼓浪屿校区也迁往五缘湾。2010年国庆前，厦门工艺美院教学主体迁往集美区。

　　除了人口政策，从2002年3月起，鼓浪屿实行“休眠期”政策，冻结了老建筑的修缮，也迫使部分原住民外迁。

　　至2006年5月末，林尔嘉的“林氏府”在“珍珠”台风中倒塌，舆论哗然， “休眠期”不久终结。

　　而这却是家庭旅馆时代的开始——2006年4月，时任厦门市委书记何立峰在旅游产业发展大会上指出要加快家庭旅馆建设。是年，德国领事馆被改造为首家家庭旅馆。

　　知情人称，2007年元宵节，陪外国友人夜游的何立峰发现鼓浪屿夜间太冷清，次日批示要求管委会采取措施，并重申发展家庭旅馆。但大半年过去，家庭旅馆进展缓慢。

　　直至2008年5月，何立峰明确指示年底家庭旅馆床位应达3000张，于是民间资本蜂拥而入。陈风也忆称，当时初审门槛和消防审核均较为宽松。

　　而2004年10月出炉的《鼓浪屿—万石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更将岛上人口裁至1.2万~1.5万人。

　　厦门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郑启五表示，工厂外迁几年后，给鼓浪屿带来相当大的伤害。鼓浪屿人口出生率为各区最低，最早出现人口零增长，理应适当迁入人口，而政府的人口政策却雪上加霜。

　　记者调查显示，包括中科院海洋研究所、福建省水产研究所、福建省亚热带植物研究所等研究机构，也被红头文件陆续迁出。

　　学校和医院的搬迁，则被何丙仲等专家称为“釜底抽薪”，逼得原住民不得不陆续迁离。

　　此外，人们还普遍批评了二元化管理体制。

　　郑惠生表示，工商、公安、物价属于街道，管委会无法形成合力。陈风则抱怨说，街道办仅负责家庭旅馆的初审，其余由区各部门联审，此外，城监执法属于管委会。

　　拳拳之谏

　　鼓浪屿何去何从？专家们早就纷纷建言，但采纳寥寥。

　　“鼓浪屿还有救，我还不死心！”何丙仲对本报记者说。

　　当年，何丙仲极力反对学校外迁，曾以市政协委员的身份，经政协向时任市长张昌平提出建议，请求将岛上工艺美院、钢琴学校和演艺学院整合为厦门艺术大学，并打造艺术教育城，吸引艺术类专才入驻风貌建筑创作。

　　未获回应后，何丙仲还曾直接来到张昌平办公室陈情。

　　“不少政协委员认为该思路可行性强。”何丙仲慨叹说，“但后来我明白了，这样做短期内只投入不产出，在市长任内出不了成果。”

　　除了直谏，也有拍桌子和争执，均以失败告终。

　　早在2004年，厦门市讨论鼓浪屿景区人口规划时，龚洁就认为，至少需保留3万人，但遭拒绝。对于有人所提的鼓浪屿定位——“音乐之岛”，龚洁也表示反对。“音乐只是鼓浪屿文化的一部分。我拍了桌子，没用的！”

　　龚洁建议，鼓浪屿应搞特色医院和特色学院，以吸引精英人气。

　　“鼓浪屿沦落至今，某些决策者是有失误的。”洪卜仁说，在杭州西湖免费开放的2004年，厦门拟在鼓浪屿实施80元/人的“大门票”，并登记岛民海内外亲朋信息，他拒绝参加可行性论证，并就此与部分官员激烈辩论。

　　“他们一意孤行，最终却不了了之。”洪卜仁说。

　　知情人透露，因遭到时任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侨联副主席黄长溪等人的强烈反对，上述“大门票”计划被时任福建省委书记卢展工叫停。

　　“一定要做好社区，保护文化，这才是深层次的价值。”洪卜仁建议，限制家庭旅馆数量，保护老建筑，恢复岛上医院、学校、商店等设施，将鼓浪屿建设成为高层次的文化社区。

　　许一心也数次直谏。2010年11月，他将8000字建议报告当面递交厦门市委常委、秘书长徐模，并转交给副市长黄菱。

　　报告建议加强家庭旅馆审批过程监管、对业者进行岛史岛情培训、建立具鼓浪屿文化元素的特色商圈、增加公共设施投入等。

　　2009年，著名设计学者王受之也提出三点建议：在轮渡一带形成商业中心，减少对他处破坏；在天主教堂与协和堂之间开辟文化广场；开放音乐学校和工艺美院，便于游客参观。

　　而在厦门市规划局负责人看来，老建筑产权问题是鼓浪屿的根本问题。

　　该负责人说，工部局依靠收房产税提供公共服务，而今是土地财政时代，不可能对居民征收财产税，且鼓浪屿老建筑产权历经数代后极其复杂，交易难以进行。“须通过立法解决问题。”

　　为问诊鼓浪屿，2010年11月29日，厦门市人大常委会也举行首场专题询问会，提出鼓浪屿定位、景区和社区关系和提升管理水平等问题。会后，市长刘赐贵要求尽快破解“二元制”等问题。

　　“除了体制问题，对鼓浪屿的定位要有重新思考。政府要舍得投入，不要杀鸡取卵。”厦门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郑庆勋对本报记者表示。

　　他表示，会后厦门人大还将跟踪监督，2011年或组织代表上岛视察，并听取专项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