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勇

　　 在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前后，“防通胀、稳增长”已成各方共识，与之相对应，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或成明年政策基调。经济增长“保八”的目标很可能不变，但通胀率目标被务实地上调到4％。

　　 笔者以为，相比之下，经济增长的目标容易达到，但通胀率能否控制在4％以内，还有一些不确定性，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这意味着政策面在保增长、防通胀和结构调整之间的配置权重需要在今年的基础上有所调整。

　　货币政策正常化还有较大空间

　　 在过去一年时间里，笔者跟踪研究了国内外的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并在第一时间和读者交流了个人的观点，特别是探讨了每一阶段宏观经济政策的风险。

　　 在2010年初，笔者指出，既有的经济数据已经确认国民经济活动快速回到了正常水平，经济温度相对发达经济体明显升高，笔者还认为美联储在中期内加息的概率微小，建议国内政策不能坐等美国的调整，国内外不同的经济周期要求中国刺激性的政策应提前加快退出。

　　 2010年一季度，中国宏观经济尤其是房地产部门出现明显过热迹象，鉴于中美政策的脱钩明显滞后于经济基本面的脱钩，笔者认为，2010年的物价上涨将不会在年中出现市场所预期的放缓，政策退出面临着赶不上通胀形势发展的风险。

　　 2010年4月份，终于出台了严厉的房地产信贷政策，中央财政刺激的力度也有所收紧，经济过热迹象几近消失。笔者从5月份开始判断经济进入微型滞胀格局，并强调经济增长的下滑只是边际意义上的，是政府主动调控的结果，不存在二次探底的风险，相比之下，物价上涨是更值得关注的经济风险。

　　 在美联储推出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前后，笔者认为，中国政策面非但不应该跟进国外同行的放松政策，反而有更加有力收紧的必要，并强调指出，过去经济周期显示经济硬着陆的风险来自通胀加速，当前的货币政策距离正常化还有较大的空间。

　　输入型通胀压力还会增大

　　 那么，2011年的国内外宏观经济可能会出现哪些变化？国内的政策会如何调整？潜在的政策风险点是什么？笔者在这里尝试给出个人的预判。

　　 2011年，外部经济环境有望有所改善。美国经济不会出现有力反弹，但好消息要多于今年，温和复苏的迹象有望增多，失业率会缓慢下降，通货紧缩的风险降低。欧洲经济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欧元的诞生更多的是政治需要压倒经济需要的结果，各国财政和经济状况的趋异还将拖累该区域经济复苏进程。

　　 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可能由2010年的10％左右下降到9％左右。这仍是相当理想的水平。在人口结构、资源环境以及外部环境的约束下，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已经有所下降，相应的目标增长率也应有所下调。中国的消费将迎来一个长时期的较快增长，投资增速会相应有所回落，而2011年的净出口增速预计也趋缓。总体来看，消费的增加不足以弥补投资和净出口的下降，经济增速因此将有所下降，但在结构上，国民经济会更加平衡地增长。

　　 在经济增速下降的同时，2011年的通胀率可能在今年基础上进一步走高。由于2010年物价前低后高，2011年上半年的CPI翘尾因素影响较大，加之物价上涨的惯性因素，2011年上半年物价上行的压力将比较大。笔者预计，2011年通胀的外部环境也会有所恶化。今年下半年，综合的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已经超过危机前的高位，金价也创下历史新高，随着量化宽松政策的继续实施，输入型通胀的压力还会增加。另外，美国的通胀率将会在今年的基础上有所抬升，预计通货紧缩的风险得以解除，实体经济会更有起色，这也会增加国内的通胀压力。2011年的通胀率有可能在4%~5％之间。在中国的通胀史中，这是一个温和的通胀期。

　　利率市场化改革需跟进

　　 在政策面，当前货币政策收紧、财政政策结构性调整的格局还将在2011年得以保持。物价在今年7月份后出现加速上涨后，近来政策面快速形成合力，出台了产业、货币、财政、行政等一揽子措施抑制物价过快上涨。由于物价上涨压力还会持续一段时间，这些政策也会继续执行，以保持对物价的高压态势。与此同时，房地产领域的严厉调控政策也将会在明年继续。近几十年来的危机史一再证明，资产价格泡沫尤其是房地产泡沫是危机爆发的主要策源地。

　　 笔者不认为政策手段对抑制物价走高是失灵的，也不建议大幅提高通胀容忍度。物价上升有很多原因，但货币和流动性过剩是必要性条件。如果没有流动性的增加，物价就不会出现持续普遍而明显的上升（这是对通胀的标准式的定义），而政策面能够有效调节货币信贷的增长速度。有很多人注意到，农产品价格的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用工成本的上升。但用工成本的上升并不必然带来物价持续上升，因为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对企业来说，如果劳动生产率增加了，单位产出的用工成本可能会保持不变，不一定需要涨价。

　　有人认为，农产品涨价是因为供给上出了问题，宏观调控政策对此是无效的。虽然蔬菜供应一度确实出现下降，但从粮食和猪肉的总体供求层面上看，我国当前食品部门的供给保障是有力的，好于此前的通货膨胀期。事实上，今年是一个粮食丰收年。因而，物价上涨主要不是供给下降造成的。

　　 货币政策尤其受到市场关注。从很多方面看，货币政策加快回归稳健的条件已经成熟。随着中国潜在经济增速的回落和经济货币化空间的缩减，合意的货币供应增速也应相应调低。这首先要求货币信贷环境跟随早已正常化的经济环境加快回归常态，并在常态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出调整。

　　 从经济周期来看，危机中货币信贷的迅猛增长构成了对中国经济周期的一次重大冲击。这个冲击的某些方面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得以消化，包括通货膨胀的上升压力和地方公共债务的显性化，而这两方面又是相关联的。在经济层面上，通货膨胀和房地产市场膨胀依然是明年最大的风险点。

　　 中国的宏观政策在危机中显示出强大控制力，但宏观调控的一些制度性基础建设尚未取得根本性进展。财政体制方面，地方财政的透明度和融资行为的规范化需要进行重构，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之一。与此同时，在多种生产要素价格形成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的同时，利率市场化方面需要有所跟进，资本成本的低估，使得信贷投资的冲动难以抑制，且容易形成偏国有部门的所有制结构和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