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舒

　　“如果有可能，除了大型公共建筑，北京每一个发展项目都最好控制在500~1000平方米；每个人都可以开发，这样就有可能会出现各式各样对于建筑和传统文化的想法，这样会有一个新的、丰富的北京。”在北京三里屯Village举行的“后奥运北京的公共建筑”论坛上，建筑师张永和提出一个大胆的假设。

　　作为中国第三代建筑师的代表之一，张永和是担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主任的首位华裔学者。在他看来，公共建筑的重要之处在于和城市的肌理融合，把城市激活，“至于公共建筑长什么样，不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论坛结束之后，他被他一手创立的“非常建筑”的同事们召唤，匆匆离去。

　　几天后，他在“非常建筑”的办公室，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的专访。

　　说到北京的公共建筑，张永和的父亲张开济留下的作品可能是最多的，有种说法是“张开济设计了半个北京城”。天安门观礼台、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钓鱼台国宾馆、北京天文馆等等，都是他的作品。

　　同为建筑师，对于“自己所在的时代是否比父亲那个时代更好”这一问题，张永和的回答是“从来不是这样”。“在建筑的理念上、建筑艺术上，只有不同，没有发展。古代的建筑跟今天的建筑都可以非常好，也都可以非常差。”

　　张永和承认，今天的建筑和过去的建筑相比，“技术确实有发展。”他认为这和汽车所谓发展的道理一样，“有的人喜欢老式车，现代车有很多技术的点缀，像音响、空调设备之类。可是你一琢磨，这些对汽车来说不是最本质的。”

　　在他看来，在文化设施方面，北京的公共建筑还有很大的空间。“如果将公共的文化建筑打散，会给城市带来活力，比少数几个公共建筑的效果好多了。”还有一些原本是私人空间的地方，把围墙打开，给人们提供公共空间，也很好，“比如史蒂芬·霍尔（Steven Holl）设计的当代MOMA，居住小区里有百老汇电影中心，封闭的小区和公共建筑混在一起。如果更多机构把围墙打开，会多很多公共空间”。

　　对“风格”一词，他并不热衷，“用风格这个词，说明你脑子里还在意建筑形式。现在大家接触到的不同建筑师，是作为品牌来推的，就和服装秀一样。建筑师不光有个人风格，不同的建筑师对建筑的态度、认识是不一样的。如果了解这一点，风格可以是第二位的。”比如库哈斯，以及正在三里屯Village展出代表作的弗兰克·盖里，“库哈斯在央视项目上想象的，是要地面有公共空间，环状主楼呈现电视节目生产的过程。盖里则说他是极少主义的雕塑家，把自己想象成一个艺术家。”想法的不同，才是根本的不同，然而对很多人来说，“库哈斯和盖里都只是衣服的标签，你如果最想得到的只是标签，背后就是对建筑师工作比较大的误解。”

　　明年4月，张永和的“前门鲜鱼口项目”要开张。“估计要受到批评。”他认为争论不可避免，也不必担心。总要去探索，“过去几十年，在文物保护的态度上，基本上是一直采取做假古董的做法。为什么说做‘假古董’呢，因为今天做的古建筑，做不出当年那个质量，常常有问题。你到前门，就会看出这个问题。以前的文物保护，走的是一条有问题的路，那是不是有别的路？这就是问题。其实，就算你按老路走，恐怕也会有争议。”

　　前门鲜鱼口项目，张永和做了很久。他考虑过，“要不要用原材料原样子修，原来的居民住进去？多少恢复，多少做新的？”但在他看来，“也不该忘记我们现在修房子的技术和100年前的手工艺完全不同。我个人并不认为原封原样保留是积极做法，那样就会变成一个博物馆，和城市生活肌理又不符合了”。

　　“我是一个胡同里长大的人，希望能够和老北京联系起来，延续城市的肌理。这已经不是风格的问题了。”他的新项目力图达到的，是接续传统，“可以在院子里串来串去，就像以前住胡同串院子那样”。很多人希望老城能够像旧年记忆中的北京，老百姓住在四合院里，过着闲适的生活。但张永和却指出，这样却会让老城区离普通人越来越远，因为“如果前门变成住宅区，可能我和大多数人也进不去了，只有少数人住得起”。反而商业建筑有更多的公共属性，他认为“商业建筑是非常公共的，是城市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你可能买不起四合院，但是商业建筑你总可以走进去，就算不买东西，也可以逛街”。三里屯Village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希望前门项目能和三里屯拼一拼。”他笑着说道。

　　“我总是被问，某个设计象征着什么，我立刻就被堵住。房子是要使用的，象征很可怕。一定别把某一种建筑放在一个固定的套路里去想，那就一点意思没有了”。中国对奇观性、地标性建筑的热衷，让他十分警惕。“不是为了设计而设计。设计，是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必须设计。它不是锦上添花，不是商场里那些没有太多意义的选择。”他强调实践，在麻省理工学院担任建筑系主任的几年，该系的排名大幅提前。至于原因，张永和简单总结道：“美国东岸的学校原来的情况，跟中国的学校、大学不一样。它特别像象牙塔，教学、教育与实践脱节得比较厉害。我实际上是一个实践建筑师，我带去的可以说是一种态度：扎根实践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