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托弗·希尔

　　2010年，伊朗核计划的谈判模式始终无法摆脱流于形式之嫌。在几乎所有努力折戟沉沙之后，国际外交已经越来越多地被有关制裁的探讨所取代——人们热衷于讨论如何运用制裁和谈判两种方式来迫使伊朗就范。2011年，世界将再次关注全面经济制裁伊朗，这个糟糕的办法再度引起世人关注的时刻可能就在眼前。

　　当然从历史上看，通过制裁达到目标的纪录似乎并不乐观。事实上，制裁一直能很好地证明非预期后果法则。因此我们或许可以退后一步，再次审视伊朗这个令人不适的谈判伙伴，以便确定哪些问题可以被列为外交重点。

　　充满矛盾的伊朗

　　与伊朗谈判当然绝非易事。伊朗是中东地区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伊朗具有悠久的人道主义传统，曾沿伊朗边境线躲避萨达姆·侯赛因化学进攻的库尔德人可以证明这一点。卑躬屈膝，更不用说彻底崩溃，在这样一个骄傲的国家身上很难出现。

　　多数美国人都记得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迅速扣押了美国外交官，将他们关押了444天。自那之后，美国外交官就再也没有进驻过德黑兰。此事对美国态度的影响远远超乎人们的预料。

　　伊朗的国内意见同样并不统一。伊朗各派宗教领袖经常斗嘴，似乎是这个国家存在裂痕的最好体现。伊朗的行政当局似乎无法控制军队和安全部队。

　　此外，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再次遇到了似曾相识的矛盾：它无法在避开西方化和现代化的同时实现自身的目标。年轻一代的伊朗人是后革命时期大规模婴儿潮的产物，他们正感到越来越沮丧，还有一点不出人们所料，那就是年轻的伊朗人生育子女的数量少于以往任何时候。正如2009年6月的选举抗议活动所表明的那样，伊朗的城市青年不顾一切地想要结束国家的孤立状况，但他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结束孤立的唯一方法就是出国学习和工作。

　　伊朗的邻国状况同样不容乐观。土耳其本来可以成为不错的邻居，但除此之外伊朗东侧和北侧的邻国并不殷勤友好。而尽管西侧的伊拉克与伊朗一样由什叶派占主导地位，但伊拉克的阿拉伯什叶派却毫不掩饰对波斯人及其什叶派地位主张的反对。虽然多数国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伊拉克纳杰夫和伊朗库姆的圣城地位之争一直没有间断。

　　“先制裁后谈判”

　　虽然制裁可能加重伊朗所面临的困境，但核武器领域的外交僵局不大可能就此被打破。但由于伊朗政府对外交努力采取越来越不配合的态度，因此经济制裁在一段时期内也很难有所缓和。事实上，采取相反措施的可能性更大——制裁很可能因此得到进一步强化。

　　但正如美国在波斯尼亚战争临近结束时采取“先轰炸后和谈”的策略一样，美国也必须愿意在伊朗问题上“先制裁后谈判”，从而为争取最终外交解决创造更多的空间。

　　首先，美国应考虑与伊朗建立外交关系并派遣外交官进驻。上述过程可能非常困难，也可能遭遇伊朗方面的强烈抵制。但伊朗同参与核谈判但支持制裁的其他“5+1国家”（中国、法国、德国、俄国、英国和美国）已经建立外交关系，而恢复美伊外交关系将缩短沟通路线，真正结束1979年至1981年的“444天事件”。

　　其次，即便形成了强有力的双边机制，也不能取代上述集团在谈判中的位置。化解当前和未来的危机需要依赖这些国家强大的合作能力。

　　第三，美国应当继续努力，鼓励伊朗的邻国采取措施。虽然2010年土耳其的“不请自来”令人难以接受，可它急于平复邻国局势的心情却不难理解。更大的问题是，逊尼派阿拉伯国家也应该认真考虑如何化解危机，并努力统一自身在私下和面对公众时的姿态。

　　经济制裁应当作为一种外交工具，而不是反过来。即使预期将在2011年加强对伊朗的制裁，建设政治和外交渠道的努力也必须强化。

　　（作者为美国前驻伊拉克、韩国、马其顿和波兰大使，现任丹佛大学克贝尔国际研究学院院长）